上两周我走了两个地方，差不多是中国最穷的和最富的，一个是江西，一个是深圳。

     在江西，离省城不远的一个县发现了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因为是第一次发现在一个坑里埋了40多口棺材，在考古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按照常人的思维，这事应该算是好事儿，加上这个县正好要搞旅游开发，应该会大力宣传。但等我去了以后，才发现或许这种惯用的思维模式有问题。

     先说说我在县政府的遭遇。我找到分管副县长，她翻了翻我们杂志后问我：“你们为什么搞那么多图片？”我回答说“那是广告。”她很不解：“卖杂志不赚钱吗？搞那么多广告干吗？人家人民日报就没有。”我傻了，从来没有面对这样的问题，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看我沉默，她乘胜追击道：“你不是人民日报，我看你不是来给我做宣传的，我不能给你讲这个事儿，万一你说我坏话，我怎么办？”我很想哭，也很想笑，但我只能选择离开。然后，我去找到了县长，县长很不耐烦，说：“这么个小事找我干吗？”后来，我通过一个考古专家带话给县长，分析一下利弊，县长终于道出了实情：“我是二把手，县里有一把手，我讲不合适。”我恍然大悟，然后就又杀回县委，找书记去。

     首先，我按照常规程序找到了县委宣传部，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让我在办公室等部长回来。结果，等了一个多小时后，部长让人给我捎话来：“你采访书记，找我干吗？再说了，古墓这事儿也不是我们宣传部分管的。”我又一次呆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过了一会儿，宣传部一位曾当过县电视台记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或许应该去找县委书记的秘书问问。我照办了，但秘书很客气的说：“书记这几天一直在忙着学习十七大，哪有时间谈这个？”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这样被十七大给占有了。没办法，我跟那个宣传部职员说，既然你们领导都忙，我只好走了。他非要留我吃饭，我说算了，还得赶车。但当我在路边的一个小餐馆里坐下来点好菜后，电话响了，那边气喘吁吁：“记者同志，你在哪里？我们部长把我臭骂了一通，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你走，他要请你吃饭。”我告诉了他位置，五分钟后，餐馆门前就停了两辆轿车，一个大腹便便的人走在中间，两边跟着三四个人，一个冲上前来介绍：“这就是我们部长。”还没等我开口，部长就说话了：“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吃饭？”我说，随便吃点就行，你们这么客气干吗？部长大手一挥，说道：“采访不采访是一回事，但饭要吃好。远道而来，招待不周怎么行？！”大概是小店里从来没来过这么大的官吃饭，那天，老板格外兴奋，亲自端菜介绍，忙得不亦乐乎。

     后来，我跟当地的老百姓聊天，他们说县里领导经常去欧洲考察，还说局长们一条裤子就一千多。老百姓只能在山上种点橘子养活自己，村支书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橘子递给我，害羞得都不敢抬头说话。他告诉我，这里大部分村子都成了空巢，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我很好奇，领导们去欧洲考察什么？是不是要学习跨越式发展？！

     从江西回来后，没等喘息就去了深圳。有一个采访对象笑眯眯的告诉我：“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没等我搭话，他就解释了一句：“海南小姐多啊。”

     我们单位的出差标准是每天120元，包括吃饭和搭车。但第一天采访完成后，我猛然发现，已经花掉了300多。无奈，接下来的几天里，只好省吃俭用，尽量坐地铁去采访，尽量不要在吃饭的时间采访，尽量不去咖啡馆。一天晚上，采访快结束时，坐在对面的采访对象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从去年开始，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半夜醒来想想都害怕，感觉钱就像纸屑一样从天上哗哗往下掉。我常常问自己，这是真的吗？”他是一位普通的大学教授，在深圳有三套房子，按照现在的房价也得有上千万，还有几十万在股市，从去年到现在已经翻了五番。银行的存款我就没好意思问，但按照他所讲的安全投资，最起码也要跟股市里的钱对等。

     出租司机略带自豪的跟我说，自己的房子已经涨到了250万。“过去是香港人到深圳来买房，现在是深圳人跑到香港去买房子。”如果不是这次做地下钱庄的稿子，我还不知道，连续六年来，全中国有将近一半的现金净投放在深圳。现在，就连总理都公开表示疑惑了，说这不太正常。

     那本《穷爸爸，富爸爸》给我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这两周的经历算是让我更明白了啥叫“穷地方，富地方”。不过，倒是有一样东西比较平等——这两个地方都有很好吃的菜。江西的爆鸭杂、烧鲫鱼，深圳的海鲜粥、香辣蟹，虽然价钱不同，但都一样香。

     光棍节那天，我跟小火车去了金山岭-司马台长城。

     小火车早就说要来北京爬长城，一直拖到光棍节，也怨我这工作性质不稳定，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早晨5点钟被叫醒，匆忙赶到赵公口车站的时候天还没亮，小火车穿一身黄色的运动服，背一个黄色的运动包，站在车站门口瑟瑟发抖，活脱脱一个秋游掉队的初中生。

     磨磨蹭蹭直到下午3点才出发，按照网上查到的路线，赶至三元桥坐上去往承德的汽车时已经是4点多。晃晃悠悠两个半小时，才到金山岭长城的入口，天已漆黑。幸好事先给开客栈的段先生打了电话，他开的段先生饭店已经在驴友中小有名气。十几分钟后，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景区门口，像地下党街头一样对上号，上车后才发现，段先生6岁的小女儿也跟着来凑热闹，她大概很好奇，这么冷的天还会有人来爬长城。

     绕过一段杳无人烟的荒山野岭之后，终于来到段先生饭店，跟网上绿叶环绕的景象比起来显得苍凉了许多。段先生一边招呼着给我们煮面条，一边解释“那都是夏天拍的，这种日子来的人就很少了，到20号就关门了。”段先生本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山沟里的农民，2003年“非典”时有一些大师级的摄影家来拍金山岭长城，他当向导，自己也顺便学起了摄影。现在，饭店的墙上挂满了他的作品，有日出时的长城，也有夕阳中的长城；有绿色葱茏的长城，也有白雪皑皑的长城。有像我这种外行人，根本分辨不出跟那些大师级的作品有什么区别。

     我们正在欣赏段先生自己拍的长城宣传片时，两大碗热腾腾的面条端上了桌，又冷又饿，食欲大增，就着段先生自己做的咸菜和辣酱，一阵狼吞虎咽。我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条，以致于连他的小女儿也受到我们的感染，也吃了一碗算作夜宵，不过，她吃的是小碗。

     吃饱饭暖和了不少，可一踏进住宿的房间，一股寒气袭来，禁不住又打起了寒颤。最近一段时间很少有人来住，一间小屋子里虽然摆了六张单人床，但还是显得有些凄凉。虽然段先生给我们拿出两条电热毯，虽然一人盖上三床被子，但还是冻的牙齿打架。更要命的是，屋子里没有卫生间，厕所又在后面的山上，段先生指示我们可以在屋前的大树下就地解决。山里的夜格外安静，也格外黑，10点多钟，我提着裤子站在大树底下放水，那声音很是清脆，在幽静的山谷中显得甚至有些豪迈。抬头看天，真正的繁星遍布，还有一条亮亮的银河横跨天际。在北京市区，恐怕这辈子都看不到这么多星星，想起这些，就觉得再冷都值得。

     早晨7点起床，本来想再早一点起来去看日出的，可无奈山里的清晨来的也格外晚些，6点半的时候还伸手不见五指。把背着的棉衣全都套上，从路边的小店买了两副手套，两个“从北京来看星星的城里人”开始向着金山岭长城进发。金山岭长城其实跟司马台长城连在一块，前者在河北，后者归北京，我们要徒步穿越，从河北走到北京，想想都会感觉斗志昂扬。

     按理说，现在这个季节去爬长城，景色是一年中最差的时候，没有春夏的绿色，也没有秋天的红色，还不到冬天的白色。灰蒙蒙的山脊裸露着，只有一道蜿蜒的城墙趴在上面，伸向远方的天际。金山岭长城东段有16个敌楼，加上司马台西段的14个，一共30个敌楼，行程大约15公里。爬到9点半，身上的衣服显得多起来，肚子也开始咕咕叫。停下来补充能量，顺便简装。

     这里的长城属于明长城，据说是长城中最险最奇最美的一段。的确，破破烂烂，跟八达岭不一样，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人工修饰的痕迹。有的地方陡的吓人，要手脚并用才能攀爬；有的地方要爬到城墙上走过去，让我想起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走铁轨的马小军，不同的只是旁边就是十几米深的悬崖。一个当地的老大爷告诉我们，外国人都来爬金山岭司马台，中国人才会去爬八达岭。外国人到了这里会感叹，五百年前的东西到今天还能保存成这样真不容易，可千万别动了；而中国人来到这里往往会抱怨，收那么多门票费肯定是贪污了，要不怎么不拿出来好好修一下。

     我们遇到了三个外国小伙子，他们带着帐篷，晚上就住在敌楼上。随行的导游小姐是个黑龙江姑娘，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英语，她悄悄告诉我们，老外来这里就爱在长城上过夜，每人要花300大洋，其实就是为了看星星。我很好奇，难道在他们那里，比北京还要惨，永远看不到那么多星星。但碍于国际友谊，没好意思上去问。

     10点多，赶到了金山岭的最后一个敌楼。在那里验门票的小伙子告诉我们，他每天早晨花一个小时就能爬到这里。他戴一顶大红色的无檐帽，指着身后伸向远处的长城跟我们感叹，“相当年，我大明王朝的国力就是强盛，即便在今天，也不能与之相比。”没走多远，就是司马台长城的检票人员，忘带学生证，一张全价票要40大洋。只好安慰自己，马上就要告别学生时代了，享受打折旅游的日子就快一去不复返了。

     走到司马台最低点的时候已经是12点半，限于时间原因，决定就此止步，同时也是为了体验一下盛传已久的百米滑索。从长城这边的一个山头上顺着一根铁索滑到对岸，越过一条百米宽的河，落差最起码也有20层楼那么高。相比小火车，我的胆子小多了，站在那里看了半天，越犹豫腿就越发麻，直到小火车振臂一呼，“上！怕什么！”每人35块，工作人员拿起一条安全带往身上一套，站在几十米高的悬崖边上，嘴里喊着“走”就顺势一推，瞬间就到了河面上空。耳边响起嗖嗖的风声，人在空中打着转儿，克服最初的恐惧之后，抬头看到碧蓝的天，低头看到碧绿的水，那一刻，甚至有种想松开安全带跳下去的欲望。半分钟不到，终于在河对岸落地，解安全带的工作人员打趣说，人家300斤重的外国老太太都敢滑，你们俩绑一块都没事。

     坐小船赶至司马台长城的正门入口，还要花30元坐小面包车才能到国道上，拦了一辆去密云的小出租，然后换980回到东直门，已经是下午4点钟。自给自足填饱肚子后就要送小火车去坐返程的汽车了。小火车说，每次来看我都是来找罪受的，除了坐车就是爬山，但我知道她心里美滋滋的，因为我可以带她去看最亮的星星。

     感谢金山岭-司马台长城，让我们还能看到一段老祖宗原汁原味的遗产；感谢小火车，不仅让我不用再过光棍节，还让我长了不少胆子。

     差点忘了今天是记者节，稍稍遗憾的是，这个节日，我不在新闻现场。

     记得第一次知道记者节这回事，还要追溯到大一的时候，那时还是校报的一名学生记者。再后来，这个日子与我来说好像变得越来越遥远了。而今，终于可以算得上是个记者了，虽然，这节日本身没多少意思。

     在网上看到了中宣部表扬单子里列出了一大串全国先进新闻工作者，几乎是每个省市都能分到一杯羹。当然了，必须是顾全大局、努力维护和谐社会的记者才有可能入选。

     下午，在跟一位同事吃饭的时候，突然说起，记者节之后没几天就是光棍节了。为什么两个节日离得这么近呢？相比来说，还是后一个节日好玩一些。

     昨晚去看了《色戒》，今天打开电脑一看，很多网站社会版、娱乐版的头条都在讲，许多看过电影的人要模仿片子中的高难度床戏。定睛一瞧，原来人家是在香港看的。大陆的色戒明显已经无色了，好在，还算有味。

     又一个老徐，也是在水边，但却大不一样。我甚至怀疑，这可能是因水的不同造成的，淮河成了一条多灾多难的河，西湖却如日中天，不过，都算是非之地。

     在浙江小城一间小宾馆门前见到老徐的时候，多少有些意外。不仅仅是因为他开了辆保时捷越野车，还因为他跟我想象中的包工头有些不一样，斯文，甚至有些腼腆。谈话的开始总是艰难的，我慢慢发现，只要挺过了15分钟，便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打开一个人的心门，需要剔除采访的外衣。聊到动情处，老徐只是闷着头不作声，一遍遍地叹气摇头，甚至会有些许的哽咽。

     老徐告诉我，他这辈子最幸庆的两件事，一是没读大学，二是没去当兵，因为这两条路都会让他过上安逸的生活。19岁那年，当泥瓦匠的父亲得癌症去世，老徐读完职专就上了工地，5年后，他成了最年轻的项目经理。一晃15年过去了，老徐说他上过天堂，下过地狱，这辈子也值了。

     老徐拉我去吃海鲜，结帐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百元大钞，用橡皮筋儿绑着。老徐说他现在有些厌倦了城市生活，抽空回家陪陪70多岁的老娘让他感觉最舒服。从天而降的变故让他想通了许多事情，他坦言这个国家不能给他安全感，对此他感到很可悲，更可悲的是他该如何面对13岁的儿子。

     等红灯的时候，老徐顺手从兜里掏出一个铁夹子，对着反光镜拔起了胡子。走在高速路上，老徐偶尔会指指旁边的标志性建筑，淡淡地说：“这是我盖的房子，已经10年了。”语气里透着骄傲，也渗着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