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最后一天。与其怀旧，不如学习。

     在过去的一年中，总共做了35篇稿子。杂志一年出48期，算起来，差不多参与了其中的四分之三。平均每个月休息一周，虽然疲惫，但在情理之中。

     35篇稿子，从头看到尾，不免匆匆。这匆匆之中，不仅包含了脚步，还包含了我对新闻的理解，对记者的认识，对脚下的土地、对擦肩而过的人，都在匆匆中多了几分观察与体悟。

     记得刚刚到三联的时候，李大人曾说，一个记者，十篇稿子中有一篇自己能够记在心上就不错了。此话不差，回头看看，35篇文章中，值得一记的不过5篇。

     春节过后第一次出差，目的地武汉。先是看到网上有关汉江大规模污染的新闻，待到了当地一看，并非如此。汉江干流并未遇大规模污染事件，支流虽有污染团侵入，但已经很快过去。总之，无论是污染范围还是污染程度，这次的事件并不是什么大新闻。我记得周四那天中午，跟老关吃过辣子面，在小卖部前面摊开地图，犹豫着该走那条路。最后，电话打给李大人，他并没有给出具体建议，只说稿子必须这周出来。如此，我们只能舍远求近，放弃干流，走支流。

     从上游的潜江出发，过中游的洪湖，至下游新滩与簰洲湾。三天时间，大巴、小巴、三轮车、摩托车、摆渡船，匆匆走完东荆河。此行最重要的发现，便是现代农业污染在汉江平原的影响与演变，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地理与人为因素，水是个复杂的命题。这是我第一篇四页的稿子，记得那天在武汉的宾馆里，就着鸭脖子和啤酒，一直写到天亮。

     新闻有时候是需要去发现的，记者就是干这个活。虽然文章平平，蜻蜓点水，但通过行走不同的地方，在环境中发现关联，始于此篇。

     接到这个选题的时候，一头雾水。到甘肃找一个缺水的村子？既无新闻事件，亦无新闻人物，甚至连新闻背景都不明显。李大人在临行前的嘱托听起来更是玄虚——穷人亦有活着的尊严。不过，可以去甘肃，总还是令人激动的，因为那里有与我相隔半个世纪的亲人。

     来到草芽沟，纯属偶然。那天，我先跟老关到了定西汽车站，问哪里最缺水？答曰通谓。在通谓汽车站下车后，又问哪里最缺水？一个木讷的男人凑过来，说我们村最缺水，草芽沟。我喜欢这个名字，于是，出发。临行前，我们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5瓶矿泉水，1瓶白酒，两只烧鸡。

     在村里待了3天，没有洗脸，没有刷牙，带来的矿泉水喝完了，白酒大多是我和老关喝的，烧鸡不知道哪里去了。老徐是个好人，他家的炕头很热，人也很热情。白天出去挨家挨户采访，晚上回来，老徐就跟我们讲他和这个村子的奇闻轶事。

     如何描写一个村庄。看似简单，实际上要难得多。文章选择的切入点是：水井、土地、信仰与孩子的理想，期待能够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碎片。或许，从方法论上看，稿子质量还差的远，但在字里行间，有感情在。我想，后来，一提到村庄的选题，主编就爱说让我去，大概也始于此篇。

     毕业离校后的第一个晚上，李大人打来电话，说你能不能去趟贵州。第二天，匆匆赶回北京，来不及停留，当天飞贵州。那天晚上，在从上海回北京的火车上，突然想起，自己真的离开校园了。属于我的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启，太匆匆，来不及缓释，不免伤感。

     群体性事件，在我们的新闻语境中多少有些敏感，因此做好了与当地斗智斗勇的思想准备，当然，主要还是斗智。到达瓮安，更深感黑云压城，满大街的武警和标语，街角不断敦促犯罪分子自首的广播喇叭，很容易把陌生人拉回文学作品中的斗争岁月。三天的采访，几乎都是在一家小酒馆里完成的，我只记得，腊肉排骨和酸菜鱼都很好吃。不得不感谢那些偶然相识的采访对象，对他们来说，对陌生人开口说话，需要一份勇气。

     突发新闻事件，或许是每一个记者的起步之作。但记者作为追述者，只能从当事人记忆中还原碎片。限于时间成本，这篇稿件的重点并未放在事件始末与新闻现场，而是转向了新闻背景，虽然无奈，但也算有点意义。矿（天然资源）、开发商、警察、官员、无业青年、学生，几种力量纠结在一起，构成了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基层的现实。后来，李大人说，稿子终于开始有了一点点结构。用逻辑与结构去观察一个事件或地方，对我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篇是为起点。

      又是地震，又是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109天，奥运会结束还不到一周。李大人决定此选题时，感慨5/12报道时太过于感性了，期望能够稍微理性点去发现灾难。

     从攀枝花，到会理，到永仁，到元谋，跨越川滇，一路颠簸，四分之三时间在路上。周日抵达楚雄开始写稿时，已然浑身酸疼。与李大人商量后，稿件并未按照写汉江时那样一路铺开，而是瞄准自然灾难中的区域之别。如何描写天灾，一直是新闻上的挑战。此前，三联总在讲“灾难的形状”，以求通过写人和事，重塑灾难现场。但这次，我的灾区之旅，有了前段时间汶川之行的对照，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地观察各地在面对灾难时的表现。所谓“阶层之别”，多有夸张，但中国之大，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之上，最为明显。这些差别，盖因地理条件、历史政策、经济发展、人的思想所造就，现在更应该加上媒体关系，层层递进。

     后来，攀枝花市委书记发来短信，表达欣赏，与我来说也是一种欣慰。灾难中的眼泪与坚强，固然打动人心，但如果能够从中发现另一些微观中国的现实，方才能使新闻更有力量。挣脱铺天盖地的信息遮蔽，尽量给自己争取一点点独立思考的空间，始于此篇。当然，这要感谢李大人的点拔。

     此外值得一记的有二，一是此行全程有小火车陪伴；二是写足1万字，8P，又创新纪录。事后，为犒劳自己和小火车，一起去香格里拉拜访了卡瓦格博爷爷。

     东莞之行，第一次与李大人出差，也是出差天数最长的一次。最后，写成的稿件有两篇，一为《东莞的基因》（未发表），二是《乡土东莞》，均为冷碟，不值一记。但烹饪此次大餐的过程，却充满了头脑风暴，无数次饭桌上和深夜里的讨论。在希望与无望中游走，有时候觉得摸到了边缘，但旋即又发现只不过是朝着事实迈进了一小步而已。

     新闻，我的理解，无非是写人、事、地。写好一件事，看似容易，但大多也只是及格，要写好事情中的人与背景，谈何容易？写好一个人最难，难就难在人是最复杂的观察对象，如何才能立体？而要写好一地，也易也难，易在总算可以有些固定的坐标系，难在如何寻找准确的坐标。它们往往掩藏在历史大潮与主流信息背后，有的飘飘然已经走远，有的近在眼前却被长久遮蔽，视为理所当然。诚然，人、事、地，免不了要掺合在一起。没有事和地的人不完整，没有人和地的事过于简单，而如果没有人和事，地又何以是那块地？

     从村庄，到城市，观察对象不仅仅是体积的扩大，还有纵向与横向的延展。在东莞的日子里，李大人常常顾自感叹“我们终于有勇气来观察一个城市”。与我来讲，虽然仍显遥远，但也是个学习的机会。历史（环境）、地理（条件）、政治（策略）、经济（选择）、人（主角）、事件（催化剂），它们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昨天，也塑造了一个城市的今天。以此来观察东莞，或许我们距离事实又稍稍走近了一些。描写城市，此前一个人做的青岛和南京都太过苍白，当以此为起点。

    

     回头来看，2008年，构成我们未来群体记忆坐标的两件大事——地震与奥运会，并未列入其中。虽然，那些时刻在我的个人记忆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但作为一个记者的收获，我的个人体验超过了作品本身。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是被太多的声音所裹挟，或许是被太大的冲击所淹没。

     孤芳自赏也罢，自娱自乐也罢，我应该幸庆，2008年，留下了一点让自己记得住的创作。其实，相比大打折扣的最终成果来说，过程中的酸酸甜甜更是美不胜收。

     以前总觉得，记者就是要记录时代历程，但看看这五篇稿子，哪一次不是记录之外的重新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记者，不仅仅是忠实的记录者，还应该是时代的发现者。

     2008，即将说再见，仅以此自勉。

     天又快暗下来了。小火车发来短信说从威海直接回东北了，我没有挽留，我都不知道自己下周会在哪里，如何将“回来吧”这样的话说出口。

     稿子无法按时完成了，看来要拖到下周。圣诞过了，很快元旦就要来到，无论如何要在元旦结束，我可不想这稿子一做就是两年，更不想在天津的宾馆里过两个节。

     偶然间，听到一首歌，陈奕迅的《圣诞结》，来矫情一下。

     酒店房间里的便签纸散落得到处都是，上面是密集而杂乱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个个陌生的名字。

     找什么人、怎么找人、找到人怎么说服他……这就是我干的活。来了、找了、服了。

     不过，穿插在这些过程中间的等待才是真正的煎熬。睁开眼睛的时候，冬日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溜进来，急急忙忙照着便签上的号码一一打过去，然后就只能等待下一轮光亮照进来。

     天津的娱乐生活也着实不发达，或许是我住的地方不对头。不过，北方的冬日总感觉冷冷清清，尤其到了晚上，一出门就像是孤魂野鬼，就连找个地方吃夜宵也不容易。来天津第4天了，总共已经吃了6顿包子。不管是真狗不理，还是假狗不理，现在看到包子就想跑。

     稿子做到这一步，现在靠的只有耐心了。晚上听相声去，要想打入天津，就得先从学做天津人开始。

     在天津站下车的时候，已经有了平安夜的样子。随处可见的圣诞老人贴画，干枯的树木上缠绕着蓝色的装饰灯，偶尔擦肩而过的情侣戴着圣诞老人的帽子……

     这是我第三次来天津。

     安顿好住处以后，出去觅食，途经一座大教堂，便想进去看看。天津人庆祝圣诞的热情很高，警察不得不封锁教堂周边的街道。跟随人流七绕八绕，又跟随人流步入教堂，刚刚抬头望了一眼天主圣像，就被人流给冲出来了。原来，是不能停留的，位子早就满了，只能走马观花。

     此后，去吃了真功夫，不由想起刚刚过去的东莞之行。

     路边，灯火璀璨中，圣诞的气氛看起来很浓。节日，或许是人们自己编造出来的童话，但团聚却会让人不由得升起思念。

     天津也很冷，空旷的街道上行人稀疏，路边的积雪零零散散，再加上满大街灰色调的石头建筑，倒是有点像长春的味道。不管怎么说，北方城市的冬天，走在街上总有几丝凄冷。

     还好，这次的采访逼着我来点热血沸腾。

   

     终于去滑雪了。晚上。

     夜晚的滑雪场别有一番风味，黑洞洞的四周，眼里只有脚下的雪道。我喜欢感受速度，听耳边的寒风呼呼刮过，就像那些日子那些人那些事儿一样。

     再次验证了我的一个怪毛病，喜欢黑暗。玩赛车游戏时，我一般会选择夜场；在陌生城市时，我对那些黑漆漆的小巷子充满了好奇。从滑雪场走到公交车站，要经过一段很长很长的路，两边都是荒地和树，偶尔还有几座废弃的平房。看到那些黑洞洞的破窗户，要不是赶时间，我真想进去看一看。

     哎……好奇害死猫。

    喝了交杯

    幻觉好美
    甜蜜方糖

    跳进苦咖啡

    2008年12月21日，冬至。寒冷的一天。

    小火车临走前给我留言，这是最后一句话。

    下午，去参加了《你丫真狠》的首映式，明晃晃的灯光下，人来人往。主持人喊我上去领“最佳龙套奖”的时候，我都没有听到。后来，三表跟我说，你肯定是在想别的事情了。是的，他说对了。一直到回家的地铁上，我还在想，但总也想不明白。

    天气预报说，今天零下12度，是北京五年来同期最冷的一天。没错，不是一般的冷。

    我要去看《非诚勿扰》了。

    五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在威海看了《手机》。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也是出奇得冷。

    

     今天，继续起早贪黑去听会。虽然头昏昏脑沉沉，还没有位子坐，甚至于出现了听众因会场空气稀薄晕倒的状况。怎一个叹字了得？

     浑浑噩噩一天下来，直到最后《新闻调查》ZJ作总结的时候，才总算搭起了精神。不是因为其他牛人不慷慨激昂，是俺实在没有那份“正义与良知”，只听来一身的鸡皮疙瘩。

     继续翻看了普利策获奖作品汇编的其他两册，没有发现令人兴奋的好料。或许是因年代久远，也或许是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不过，好歹也有收获。某大牛奉献了一句名言：“人无完人，谁都想拿钱！没办法啊——老婆爱玩名牌，儿子爱穿品牌。”边说，边指指自己灰色西装上衣领子上那枚闪闪的徽章（不知道是商标牌还是胸针）。“——我也是名牌！”

     晚上，拉潘去吃驴肉火烧。中间，小火车驾到。我问：“你爱名牌吗？”答曰：“不爱。”——这么说，我就无需拿钱了吗？！

     从东莞回来已经4天，几乎每天都要睡到中午，但仍觉不够。在东莞11天，晚上熬到凌晨两点，早晨8点开工，虽然神经处于亢奋状态，但身体已在不知不觉间消耗过度。似乎有点像东莞的土地，待到发现其能量时，已经所剩无几了。

     看到最后出版的杂志，不免有些失望。不知何故，砍掉了我的一篇文章，保留的那篇本就是散漫之作，即便这样，文中最精彩的两处细节还是不翼而飞了。第一处写当地首富“大哥城”如何处理结发妻子与二姨太太的关系；第二处写一群外来打工者在火车站广场与一个乞丐因为几个烟头怒目相视。或许，外人看来，在一本正经讨论东莞历史的叙事结构中，这样的细节略显猎奇，但我却觉得这恰是东莞的真实一面。一个有关本地老板，一个有关外来打工者。东莞的30年，在他们中间或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追述没多少意义，东莞之行的价值，体力与心力的消耗之外，在于收获了观察一个陌生城市的方法。当然，这要得益于热衷讨论方法论的李大人，但与我而言，“论”或许还难以吸收，“方法”已属不可多得。

     李大人在引言末尾感慨：“东莞，作为标本的意义，当然重大。”今年蜂拥至东莞的每一个记者都会这样认为。但等我们真正踏上了东莞的土地，最先在心底升腾起来的感触却是一种莫名的恐慌与焦虑。它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渺小与浅薄，如何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去发现、述说这个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辉煌与辛酸的城市。摆在我们面前的标本，太庞大了，以至于我们自以为做好的那些前期准备、读过的那数万字材料也显得异常单薄。

     最后选择的路径多少有些讨巧。简单而言，一座城市的今天，来源于它的历史，这历史里暗含了三个纬度：时间、空间、人。时间上，它的基础、经验、大环境的变迁、小环境的更迭，都是构成其后来选择的条件；空间上，它的区位地理、内外交通、内部结构（那天下午在李近维的办公室听他讲述东莞的水系，我们被他洞察战略的智慧所折服），构成其后来发展的机会；人，主政者的经历、个性、智慧，本地人的习性、社会网络，外来者的影响。由时间、空间、人构成的方法（或曰方法论），指引我们像剥洋葱一样，将东莞层层剥开。

     当然，这期间自然少不了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李近维、郑锦滔两位老人极富智慧的讲述，我们纵有天大的力气，也只能是站在皮毛上绕圈。从这个角度而言，封面取题《李近维、郑锦滔的城市史》并不为过。那天中午，采访已近1点，李近维果断打电话告诉家人午饭不回家吃了，执意要陪我们两个毛头小子边吃边聊。对于这样的采访对象，我们惟有感恩。

     今天，兴致上来，拉上潘同学去听会，一个上学时总被老师拿来鼓动人心的会议。各路学者的报告，已经不能提起我的兴趣，意外收获在于看了两篇好文章。普利策新闻奖汇编中，1987年获奖的两篇文章：《费城问讯报》记者史蒂夫/M/图米的特稿《我们的超级航空母舰高超之处何在？》；《纽约时报》记者亚历克斯/琼斯的《宾厄姆家族企业衰亡记》。

     第一篇，记者登上美国航母待了两天，拿出一篇18000字的报道。没有小标题分段，一口气读完，丝毫没有疲惫感，仅靠这一点，已经不简单。我惊叹于记者细密的观察、生动的描写，几乎每句话都包含丰富的信息，这正是我们缺失并孜孜以求的。如此庞大文章，记者以形象的现场描写贯穿其中，背后论述的却是严肃的宏大问题——美国到底需不需要大航母？现代战争中，大航母的价值何在？它让我想起了奥运会临结束时我所作的报道——《运转鸟巢》。这种跳跃式的叙事正是我当初的期望，以记者观察融会其中，来讨论如此庞然大物如何运作。显然，我没有做到。最后也只是在开头和结尾稍有呼应。

     第二篇，记者采访一周，8000字，详述一个堪比肯尼迪家族的世家如何从辉煌走向衰败。读完这篇文章，如果再抱怨我们的采访时间不够，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亚历克斯的自述描写了他那一周的状态，凌乱的宾馆房间里，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是唯一的武器，白天采访回来将每一个采访对象的记录编号整理，然后不断核实；夜晚写稿的时候，则有不断增加的烟头和咖啡为伴。身临其境，像极了我们的工作状态。但就结果而言，差距明显。

     回过头来，再去听那些愤青记者铿锵有力的演讲，讲述如何在艰难困境下奋力争斗，只能报之一笑。或许每个人都会说，我们怎么可能登上自己的新型核潜艇采访两天？！但我更想自问：如果可能，我能做出那样的报道吗？答案已经昭然。

     如此回忆在东莞的11天，念及那些饭桌上的争论、深夜里的恳谈，仍不免多有留恋。

     11月28日，终于来到东莞。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东莞引来了太多形形色色的记者。在过去的四天内，去了虎门镇和长安镇，拜访各路百姓、商人和官员，高强度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对一个城市的面目慢慢接近，但仍显模糊。离开岁月的积淀，如何能成就一个记者？！

     要说的太多，待沉淀后再续。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