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三连生活周刊》三周了，刚刚安好小窝，刚刚装好电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写东西。回头看看开博即将一年了，寥寥数篇，大都是憋出来的。没有冲动的文字难免干涩，读起来就觉得像夹生饭。还好，现在，又有写字的欲望了。

     3月5日，到达北京的时间是下午5点，跟两年前来找工作的时刻一样。坐车的时候，脑子里不停翻滚的是前三次踏上北京时的场景，的确有些模糊了，但每次的心境却是很清晰。第一次来是散心、逃亡；第二次来是找工作；第三次是开会、探班；第四次，是实习。每次的身份和目的都不一样，但把北京踩在脚下的感觉却差不多。

     第二天上午，给传说中的李大人打电话，很爽快地答复“下午开选题会，来开会吧”。这句话让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来开会？是接受，还是考验？不管怎么说，能够参加三联的选题会，总是一件兴奋的事情。

     下午一点，在美术馆东街22号三联编辑部的会议室，这个我常常自己构想的地方，见到了传说中的那些人。朱老总、苗少爷、李大人、舒才女、按摩乳……坐在角落里，急匆匆地记下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这就是仅有的一次机会了。

     会后，忐忑地问李大人，“实习的事？”“哦，那就来吧”。就这样，我开启了三联新生活，先前构想的所有惊心动魄的考验像是扎了一针的气球，没了。

     第一周，大部分时间沉浸在虚幻与无措中。虚幻是因为曾经的梦想与现实之间似乎一下子没了距离，没了可供眺望、揣摩的空间；无措是因为对于周遭的陌生和兴奋，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试探着跟李大人报了一个选题，安徽滁州修志向社会公开征集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先做做看吧”。事情或许还有些意思，但真正操作起来，发现有许多掣肘。电话采访无法还原决策者的生活环境，而他们对于被征集者的信息更是守口如瓶。什么人在什么样的情景里做出了这样的决策？给什么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旁敲侧击显然是不够的。

     结果可想而知，我“扯虎皮唱大戏”似的洋洋洒洒了一通，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场景，没有冲突，甚至连舞台都是模糊的。

     与此同时，每个下午跑到北京的胡同里去看两处房子，只因为每天在公交车里晃来晃去的三个小时让我觉得生活没了希望。

     第二周，跟着一个记者作了个“农民木匠诈骗案”的稿子。虽然还是打电话，但还原一个人物20年前的生活还是让我兴奋不已，最起码可以有一根稻草可以明显地抓住。整整四天的时间，几百个电话，开始学着怎样穿过一个个数字去寻找所有的蛛丝马迹。时常想起“水门事件”中伍兹沃德那个长长的电话号码单，借此可以YY一下。

     第三周，终于把小窝收拾好了。单人房，双人床，局促的空间正好可以容得下我的行李和心境。采访的东西太过生硬，不能用，我开始慢慢审视、学习三联的叙事方式。

     好的新闻必然是好的故事，好的故事必然要有戏剧性的冲突和饱满的人物，以及清晰的舞台。从故事本身展开，以主角人物的关键节点为线索展开，最后回归到故事背后的社会问题。丰满的、缜密的、细致的、多元的、克制的，记者在其中，又不在其中。我不知道新闻教材上有没有讲这些，但现实的操作无疑为我提供了另一种版本的一流教材。

     三周了，我在努力从一个三联的读者向操作者转变。这种转变夹杂了欣喜与失落，夹杂着踌躇满志与忐忑不安。

     三周了，我在无意中从一个北京的远望者向局内人靠近。这种靠近同样夹杂了诸多的兴奋与犹疑，跃跃欲试与五味杂陈。

     三周了，到北大看了《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见到了许鞍华，直到将右手举的酸疼也没有得到提问的机会。我只想问问他，我们过往的生活是否会成为他未来的囚笼？我们是否会在被撕裂的生命轨迹中无休止地找寻自己的家园？或许，她并不能给我答案，我也不需要。

     三周了，不长也不断，容我喘口气，开始上路，开始写字。

     最讨厌写东西用排比句了，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检讨一下，下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