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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 遥远的第一稿 下午，匆匆赶去社里，想给几个采访对象寄新一期杂志，无奈杂志社已经空空如也，关门放假。或许更多的是想看看自己“想象中的第一稿”会被改成什么样子，于是便跑到楼下报摊买了一本，翻看一遍，终于在封面故事最后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三联奥运会系列报道的第一辑，主题是“火炬”。内容增加到182页，光封面故事就占到110页，相当于以往一整本杂志的容量，很厚实，拿到手里沉甸甸的。
想象中的第一稿，并没有成为所谓的“第一稿”，与另外两名记者的文章合而为一，标题改为《北京：现代体育渐入与城市之变》。一切，或许也在意料之中。
世界如何进入中国，现代体育如何进入中国，依此展开的叙述主线将刚刚发布的火炬传递路线串联起来。前者以时间为主线，辅以标志性事件与人物；后者以城市为主线，同样辅以事件与人物。前者讲求知识性与宏大主题，后者讲求趣味性与细节追寻。如此洋洋洒洒的封面故事，可谓开了国内新闻类周刊的先河。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写过的三篇文章，本就未能进入这个叙事体系。以体育项目为脉络，历时太长，范围太广，一本书尚且不能讲清的问题，怎么能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中说明白呢？“越小越好看”，不仅仅是论文，新闻也是如此，现在已经不是当年梁启超“指陈国是、纵论天下”的时代了。
回想起最初接受任务时，苗少爷嘱咐的话，“北京是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对这个城市近代体育的追寻不能是像对上海、天津那样单纯地回溯，而要处处体现对当下的关照，让人们站在现在看过去。”当然，总是一身运动装的苗少爷肯定说不出这么“有学问”的话来，但大致就这意思。不过，现在想来，我一直没有跳出想极力呈现历史的怪圈，在看似清晰的梳理中却忽视了过去与现在的关联。除了口述历史有一定的可读性以外，能够让历史题材的文章好看，最好的办法也就是去寻找现实中的痕迹了。
前天在办公室遇到李大人，问我来了两个月感觉怎样？除了收获颇多以外，一下子竟不知从何说起。的确，这两个月里，有时也会感到一些挑战和压力，但更多的感觉就像是一场场的头脑风暴，将原先脑袋里沉淀了二十年的铁锈颠覆、刷新。自问“是不是进展太慢了”，李大人笑了，“你也太小看三联了吧，才两个月能怎么样？”也是，两个月，充其量也就是个刚刚开始认人的婴儿，爬都没学会，怎能老想着跑呢。
略显漫长的假期，或许一眨眼就过去了。准备重新背起包，像三年多前的那个冬天一样，在这个依旧陌生的城市里，走走看看。
4月27日 刚刚及格 中午，稿子终于结束了，传给苗少爷后，心里感觉就像死过了一回，但我知道，重生才刚刚开始。
《棒球进入中国的一波三折》、《尴尬的中国式摔跤》、《因武术而起的“土洋体育之争”》，但是听名字就吓死个人，不像是三联想要的东西。写得很累，但是回头看时，连自己都觉得不像样子，读起来没意思，产生不了阅读欲望的文章不可能是好文章。
下午，蹓到单位正巧遇到苗少爷，简单聊了一下，指出的问题恰好印证了我的感觉。当记者有一个基本的窍门儿，那就是要把最鲜活的东西放到文章的开头，一开篇抓住读者的眼球。说起来这也算个常识，可真要操作起来，还是要费一番脑筋。记者的基本功在于采访现实中的人，所有历史背景的交待都应糅合到当下人物的采访中。而我的开篇，类似于“Long long ago… ”，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太老套了。新闻要保持动态才好看，但我写的明显是静态，倒像是历史论文。
宏大叙事，是我犯的第二个错误。虽然尽量想避免写成某个项目的编年史，可不知不觉还是让年代成了文章的脉络。“不要编年史，要断代史”，李大人的话尤在耳边，苗少爷又补充了一句，“我们既然无法也没必要呈现全貌，就把一个片断做好”。宏大叙事的要害在于容易忽略了个人体验，而这恰恰是文章能传达给读者的最富意义的东西。毕竟，没有几个读者天天从国家层面上考虑问题的，而是更多地从个体层面上寻求共鸣。
不舍放弃，是我犯的第三个错误。啰里啰唆，写完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把一个片断删掉以后并不影响阅读节奏，这就说明有问题了。面对浩繁的材料和采访，哪些是可有可无的，哪些是完全不必要的，一件事越是想说明白，可能反而越会纠缠不清。不懂得舍弃，就不懂得获取。洋洋洒洒数千言，但有些支离破碎，粘合的不够好，读者没有一口气读完的欲望。
打开思维，这是苗少爷从一开始就教我的，但我明显感觉，我的思维远远没有打开。所谓穿起古今，除了整个文章的脉络以外，更在于叙事中间的前后跳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万千人，方能信手拈来，否则，积累不足，就只能是干巴巴地记流水账。
三连第一稿，不敢想象会改成什么样子，不过，这三周以来的洗礼却是实实在在的。结构、叙事，不仅仅是文字能力，还有思维能力，都有着看得见的差距等待着去追赶。不受打击，怎么成长，自我安慰一下。
苗少爷是个大好人，他在我的自信濒临边缘的时候，及时出手，“刚刚上路，慢慢来”。阿门！
是的，三联两月了，刚刚上路，刚刚及格。 4月23日 放松才能写出好文章 接连两周都是在查资料，从最初的世界如何进入中国，到后来的世界体育如何进入中国，任何宏大的主题唯有落到细小的故事上才有生命力。上周三，大伙讨论一番之后，迅速分配了任务，我留守北京，追随苗少爷一起寻觅西方体育与北京的最初接触。
从周四到现在，一直淹没在各种各样的资料中，既有安静的史料，也有鲜活的回忆。到北大图书馆借了5本书，摔跤、武术、棒球，都是以前很少关注的话题。采访了两个年龄相加高达175岁的老人，垂垂暮年仍掩饰不住当年叱咤赛场的硬朗与豪气，都是中西体育相交的见证者。明天把注意力转向地理的追寻，想去看看一个世纪前热热闹闹的棒球场、足球场，现在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入夜做到电脑面前，总是没有勇气动笔。焦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这个以前总挂在嘴边的字眼到底是什么滋味。不同于一个人，或者一个突发事件，我面对的是一场空，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甚至也有一些场景，但皆为断裂的碎片。珍珠虽美，但如何穿成项链，这是个问题。
今天再次求助于苗少爷，这位在《足球》江湖上称雄多年的北京爷们儿，果然有出神入化的招儿，三下五除二就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只是，能不能像《功夫》里的周星驰一样变成武林高手，就看我的造化了。
全新的题材，庞杂的史料，模糊的追忆，就像是在乱石堆里找珍珠，还要一颗颗穿起来。之所以迟迟不动笔，可能就是因为心里没有放下，又想起当年苗少爷刚进三联的时候得到的那句话：写文章要做到“心中有我，眼底无他”，果然是真传。
三联的老祖宗韬奋先生不也说过吗，《生活》就像是“在星期日上午的余暇，代邀几位好友来随意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洁雅洁而饶有趣味……”看来，要到达这种境界实属不易。
回味一下苗少爷的重要讲话，基本精神可以传达如下：
打开思维，不要怕旁枝末节；穿起古今，尽量求脉络清晰；如果再加一个横批的话，那就是：放松写字。 4月17日 横跨太平洋的中美交往 在周刊上班，工作便以周一为节点。上周没有稿子做，李大人分配了新任务，查找有关中美早期交往的历史，其中主要是太平洋航线的开辟。“做记者与做研究是相通的，靠的是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于是，两次跑到北大图书馆，借了16本书，久违的研究生身份似乎有了点回潮。
虽然一直以来对国际关系很感兴趣，可如果不是这样带着一个具体的问题去寻找的话，所谓的兴趣也只是一种情感的流露而已。而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在两百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大概也从来不会想去细细追究。
世界与中国如何产生关联，是此次查找资料的初衷，落脚点就是每一条路线。与欧洲，既有海上丝绸之路，也有陆上丝绸之路；与俄国，既有军事通道，也有商业通道；与日本，既有北方跨越朝鲜的登陆，也有南方起自宁波的直航。相比来说，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可能简单一些，本来美国诞生也不过才两百多年，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的时候，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已经过去两个半世纪了。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大国来说，虽然很难在“第一次”上有所建树，但细细探究方才发现，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美立坚在悄无声息之间完成了跨越太平洋的征服。
1784年8月28日，“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黄埔港，现代中美关系均以此作为两国交往的起点。这艘仅有360吨重的木质帆船，在当时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卓越非凡的”伟大航行，拉开了年轻的美立坚共和国与古老的中国之间跌宕起伏的交往史。但是，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虽然对华贸易额节节攀高，但所走的航线却一直是由荷兰、英国、西班牙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所把持已久的大西洋—印度洋航线。纽约、费城与香港、广州之间长达三四个月的航程，让当时的商人几乎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摇曳。“向太平洋挺进”便成为这个急于独立闯世界的国家深入人心的宏图大志。
美国对于太平洋的初次尝试同样缘自商业利益的驱动，用于同中国交换茶叶的毛皮大多来自于美国西北地区，此时尚未修筑巴拿马运河，在金钱驱动下的商人不惜从东海岸的波士顿出发，绕过南美洲最南端，沿太平洋海岸北上直至美国西北海岸。19世纪初，被誉为“美国向太平洋挺进的智慧之父”的杰弗逊总统完成了两件为日后美国控制太平洋航路奠定基础的举动——购买路易斯安那州；派人考察密西西比河流域。前者是美国日后逐步向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和阿拉斯加州扩张的跳板；后者使得美国人第一次系统的了解了自密西西比河直太平洋海岸的可行性及诱惑力。
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在带给美国人兴奋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安，因为他们至此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来保护海上的美国商人。英、法、荷等国家在各大洋上纵横驰骋的军舰让美国人下定决心发展海军，鉴于老牌资本主义列强在大西洋与印度洋上的苦苦经营，美国人相信“只有拥有了太平洋，才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蒸汽机在航海上的应用为横跨太平洋准备了更为充分的条件。不同于当时流行一时的“飞剪船”对速度的追求，蒸汽船对变幻莫测的大洋有着更为强大的对抗能力，技术在世界航海的格局中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关美国横跨太平洋到达中国的第一艘舰船，我在浩瀚的史料中始终没有寻找到确切答案。但是，对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利益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贸易重港由东海岸的纽约、波士顿向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转移，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几点稍显凌乱但却环环相扣的事实中进行观察：1848年美国从墨西哥手中购得加利福尼亚州，天然良港旧金山称为美国向太平洋挺进的窗口；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五口通商，上海由于在地理位置上的优越，开始逐渐取代广州在中美贸易中的老大地位，成为深受美国人青睐的“东方终点站”；美国海军日益强大，为开创新的海上通道提供了安全保障；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开始寻求在太平洋上的主权，对萨摩亚群岛、夏威夷群岛及琉球的染指让其拥有了横跨太平洋航行中的补给站；蒸汽轮船的使用为恶劣的远洋航行提供了技术支持；旧金山金矿的发现促使大批华人劳工赴美淘金，为缩短航程节约成本，船运公司开始铤而走险，横跨太平洋；……
1853年，作为美国向太平洋挺进的标志事件发生了——佩里舰队为打开太平洋航线而远赴日本，促成日本“门户开放”，但此次佩里所走的路线仍然是大西洋。为什么以开辟太平洋航线为目的的舰队却仍绕道大西洋？我们无从解释，唯一值得猜测的就是，深为军人的佩里在此次航行中专门去圣赫拉那岛凭吊了拿破仑的遗迹。第一次与日本的交涉并未成功，但佩里留下了一句让日本人震撼的话：“我们的汽船，从加利福尼亚出发，二十日即可抵达贵国。”一年后，佩里再次远征日本，终于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太平洋航线开始有了政治和军事保障。60年代，刚刚成立的太平洋邮政船运公司开设了旧金山经夏威夷到达日本与中国的航线，中美太平洋航路逐渐成型。
由此至今，太平洋贸易网成为全球海洋贸易网中的佼佼者。想起当年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茫茫海洋上与风浪搏击的水手，还有那些在货船底舱里被活活憋死的华人劳工，历史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免唏嘘。 4月11日 最后的小波 十年前的今天，小波在顺义的家中大叫一声之后离开了我们，事后有人看到他的牙缝里塞满了墙灰，难以想象他当时疼痛难忍的样子。明天，三联的“王小波的个人问题”就要上摊了，不知道自己的文字将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在采访中，小波与朋友们的最后一面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由此形成的文字略显零乱，但却让我心如刀绞。放到这里，也算给自己提个醒儿，很多事情就是在我们认为还有很多时间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溜走了，且一去不回头。
最后的小波 小波爱写，尤其爱写小说，但除了最初的《绿毛水怪》外，从不会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朋友看。在赵东江的记忆里，“在1992年小波获得《联合报》‘华语文学奖’之前，他一直都不清楚要走什么样的路，有些迷茫”。虽然嘴上不说，但赵东江记得有一次，小波找到他说：“我自己编写了一套汉字录入法，比五笔输入法还快，你看能不能推向市场，弄点钱。”当时还在中科院软件所工作的赵东江后来看了看那套程序，觉得虽然输入很快，但规则太复杂，不容易推广普及，也便作罢，但小波一直使用这套自编的录入法写作。 1992年，小波因《黄金时代》得到了10万元奖金，手头宽裕了不少，也是小波的作品第一次得到社会认可。他找到东江商量怎么用这笔钱，东江建议小波买房子，后来小波在顺义买了套房子，还剩下一些钱，就干脆从人民大学辞职，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自从结婚之后，小波跟当时所有“被耽误的一代”一样，在自己的轨道上忙碌着、追赶着，朋友们的联系也就限于偶尔出来吃个饭，不嫌不淡地聊聊天。小波很少谈及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只有一次跟东江说起自己在美国开车旅行的经历，“花50美元买了辆二战时候的破车，开着一路狂奔，倍儿结实。”小波头发总是乱七八糟的，脸色蜡黄，一次在大街上还被警察误以为是吸毒的‘瘾君子’抓了起来，解释老半天总算释放。跟小波的最后一面，东江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追悼会上特意走到李银和面前说了句“小波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当年在云南插队时住在一个屋里的赵红旗和赵和平也和小波很少联系了，红旗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小波是在1996年的一个傍晚，在教育部大院里遇到正回去看望母亲的小波，红旗问起近况，小波说“还有部40万字的书没写完呢”，没等写完，小波就走了，这部“40万字的书”就是后来出版的《黑铁时代》。和平后来身体不好，一直到小波的追悼会结束，好朋友才敢告诉他小波去世的消息，“告诉我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没能送他最后一程”，直到今天，说起这些的赵和平还有些遗憾。 就在小波去世的上个周五，沈芬还在教育部大院里碰到他，“还是那么邋遢，白色的背心被他穿成了黄色”。那佳印象中最后见到时他刚拔了牙，那佳跟他打招呼，“小波转身就把含在嘴里的棉球给吐了出来，当时我就急了，说你就跟我指指就行了，干吗非要吐出来说话啊，血还没止住呢。”那佳一直觉得他跟小波之间的感情“不一般”，小波追悼会上，她一个人默默地站在遗体面前待了好一会儿。
陈少平是王小平在木城溅煤矿插队时的工友，小时候陈每次去小波家和哥哥小平聊天，他都会蹲在旁边认真地听着。后来小波从美国回来后，和李银和一起约当时从事艺术工作的少平去看“中国现代艺术展”，对于那些宏大叙事的作品，小波很不理解。1997年3月，一次陈少平和小波一起去另一个好友郑因良家玩，出来后坐上小巴，陈说“我们到西单坐坐，接着聊会儿”，小波犹豫了一下，说道“哎，算了吧，我还要回家给我妈做饭呢。”没想到这句话，竟是小波留给陈少平的最后一句话。 肖林是小波小时候的邻居，后来在初一三班又坐在小波前面，因为个高人瘦，被人起外号叫“线条”。对小波记忆最深的事就是一次作文课上老师要求写一篇不少于500字的作文，小波只写了一句话“吾乃朽木不可雕也”，把老师气得暴跳如雷，却把全班同学逗得笑翻了天。跟小波作品里说得一样，到云南插队后，“线条”肖林真的去了缅甸，加入了当时的“缅共”。1975年从返回北京的肖林在知青安置办遇到了刚从山东插队回来的小波，小波还跟她开玩笑“听说你去了缅共，怎么又回来了”，事后，小波一直跟朋友说他这句话差点把肖林吓趴下。1992年，肖林听说同院的一个朋友说小波出了本“特黄”的小说，直到后来看到《黄金时代》，“跟丈夫抢着看，笑得肚子疼”。 同样是在1995年10月22日那次教育部大院子女聚会上，肖林特意走过去跟多年未见的小波说“我拜读了你的大作，太棒了，抽空一定好好聊聊。”结果，“转眼到了1997年4月，小波走了，我真后悔，我怎么就没有跟她好好聊聊呢？” 在这次聚会上最后一次见小波的还有艾建平和赵宁，当时，爱舞文弄墨的赵宁专门写了篇文章抒发心中的感慨，正当赵宁站在椅子上拿着话筒高声朗诵的时候，小波进来了，由于当时小波已经有了些名气，众人闹哄哄的要小波也将两句，“小波摇摇头，倒了满满一杯啤酒一饮而尽，然后对着大家喊了一句‘你们还好吗’！” “你们还好吗？我一直觉得他这句话是有所指的。”赵宁转过头，声音有些哽咽。 4月8日 寻找小波 在电脑上敲完小波留给教育部大院子女的最后一句话，长舒一口气。
上周二的选题会上，讨论了半天的“话剧百年”在苗少爷一泡尿的工夫里就变成了“小波十年”，从一个世纪的纪念转为一个年代的纪念，从一种艺术形式的纪念变为一个人物的纪念，对于我来说，前者很远，后者从未走远。
厌倦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喧嚣，这次纪念，不再高喊，而是寻找。我们只是好奇，究竟是什么让小波的血液里流淌了那么多的奇思妙想？妻子将他称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主义勇士”，但作为众多旁观者中的一员，小波何以为小波才是有力的追问。
第一次读《黄金时代》是在大一的暑假里，在追求偶像方面，我总是比别的孩子慢半拍。燥热的夏夜里，王二带给我的不仅仅是肆无忌惮的笑，还有难以名状的痛。事后，我逼着当时的女友叫我王二，她不答应。半年后我们分手了，一天晚上消失了数月的她突然打来电话：“王二，我只想知道你过的还好吗？”那一刻，我欲哭无泪。
后来陆续读了《白银时代》、《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以及《爱你就像爱生命》。情节大多模糊了，只记住了一句话，“行走在寂静中，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这个美丽的画面无数次在我肮脏的脑海中闪烁，熠熠发光。
而今，许久不再读小波的我，却要去做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寻找小波。
小波后来的作品虽然多了几许理性的智慧，但在我心里，还是钟爱早期的《黄金时代》，那里面多多少少有着每个青春期少年的影子。单纯将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作对比或许是单薄的，我更想知道是什么造就了无数的王二和陈清扬。两年的云南知青生活在小波短短45年的生命历程中所占的分量，再怎么夸张也不过分，那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所走过的路，也是那个时代里千千万万的人所走过的路。
whl只身飞去云南，寻觅那些曾经带给小波快乐和伤痛的现实痕迹。我独自留在北京，寻觅那些曾经跟小波一起劳作、一起打架、一起挨整的人，某种程度上他们身上带有小波的精神痕迹。小波虽然在我心里未曾走远，但要真正接近，何其艰难。
三天的时间里，我采访了12个人，从小波的家人到发小，从工友到同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波。
每次结束采访，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都有种想哭的感觉。如此可爱的一个人，为何匆匆离去？但是，我知道，小波要是还活着，或许并不快乐了。时代的洪流终究要冲刷掉那些附着在岩石之上的尘土，留下坚不可摧的内核供我们慢慢咀嚼。
每天晚上都要三点以后才能睡觉，模模糊糊的大脑让我的文字大打折扣，但心仍然是满满的。早晨醒来，赶往采访地点的路上，尚不清醒的自己会偶尔陷入迷茫，小波到底在哪里？
面对整整三万字的采访资料，我却更加混沌。或许就像小波自己说的，“人们说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骗局。”
越要试图走近一个人的时候，结果却是越遥远。现在的我只想做两件事：第一件，记住两句话，一句是小说中的小波说的，“生活就是个缓慢受槌的过程，我将永远生猛下去，谁也别想槌我”；另一句是现实中的小波说的，1995年10月22日，小波对着近百号一块长大的教育部大院子女喊道“你们还好吗？”
第二件，我想睡觉。
4月6日 采访进行中 今天见到的也是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个成年的“大蚂蚁”。虽然没那么年轻气盛了，但骨子里的味道还是差不多。
下午一直在寻找更合适的采访对象，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通骚扰以后，便有了明天的采访单：9点，新华社同时采访两人；12点，中关村采访一人；4点，电话采访两人。事后一想，诺大一个北京城，路上的时间怎么办？天晓得！不过，倒是可以借此YY一下，三联什么时候买直升机啊？
晚上整理采访内容，whl记者谈及了这些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如何才能在采访的间隙，跳出叙述者的叙述来观察人物的状态和故事的事态呢？以下是whl的叮嘱，有必要记录在此：
“采访就是一个记者自我发现的过程”；
“要让读者看到记者的发现，记者最感兴趣的就是读者最想知道的”；
“记者不是要做传声筒，除了采访对象叙述的内容以外，叙述者的状态、动作、语气、神态甚至是记者自己的观察也同样富有价值”。
“不要将自己最想向朋友叙说的那些东西给遮蔽掉”。
的确，整理采访内容的过程，实际上是将采访经历全面还原的过程，而不是把本子上所记的东西机械复制的过程，在这里面，记者始终是个活生生的观察者，甚至是叙说者。
融进去，更要跳出来，还得随机应变、信手拈来。如此说来，好的采访状态或许不是谈话，而是唠嗑，使劲唠，用心唠。 4月5日 大院里的“节约大王” 今天见到了一个老人，84岁的老太太，在大院里是有名的“节约大王”。三个小时的采访笑声不断，但走出房间，却忽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袭来。
周刊还没有出版，也就先在这里卖个关子，等周末会好好把今天的感觉写出来。
在三联，能够做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可以见到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人，兴奋是多余的，但会感到心很饱满。这种充满着焦虑与欣喜的日子，能够让我体味到活着的质感。
4月4日 出差采访，首战天津 这周有幸参与了封面的操作，大飞机，中国造。我参与的部分主要是想搞清楚中国二十多年来怎么买西方的大飞机的，用主编的话说就是“通过买飞机的故事，梳理中国民航二十多年的历史”。天呢，听听都打颤。
前两天，围绕着民航总局、航空公司、北航、南航等等转了一大圈，总局说是“国家秘密”，公司说是“商业机密”，学校说“我们是研究飞船、火箭的”，几乎一无所获。终于，偶然得知，有所学校叫“中国民航大学”，就在天津。辗转找到了一个老头，被称为“民航老人”的都业富教授，从1958年进入民航界已经近半个世纪了。跟带我的whl汇报了一下，一致认定此人价值非同一般。接下来的两分钟，我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到天津去跟他面谈。
也许，这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采访。但我还是愿意把它对于我的意义放大，不仅仅是一种历练，更是一种沉甸甸的信任。
周五9：20，火车启动的时候还是没有打通都教授的电话。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有冒险一搏。
11：00，从天津临时火车站走出来，迅即打车赶往民航大学，车窗外匆匆掠过的景象，让我不敢相信这就是中国的四大直辖市之一。
喘着粗气敲开办公室的门，都教授的助手告诉我，他下午会来办公室。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
助手小朱说他经常读三联，我这个三联“边缘人”也跟着荣幸了一把。到食堂去开小灶，天津的水煮鱼不同凡响。走回办公室时，小雨下起，灰蒙蒙的天空不时地被学校旁边机场上爬上的飞机撕开。
采访从2点开始，68岁的老头耳聪目明、思路清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讲到现在，其间的人、事乃至数字都记忆犹新。天色转暗，我的脑袋有些发涨，跨度如此之长的采访，我心里在打鼓，有没有抓住其中的关键节点？有没有提取期间的精彩故事？都教授说我是采访过他的记者中聊的时间最长的。听了以后，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忐忑，或许是一种认真的态度，但也或许是因为采访的技巧还不够纯熟。
从东边的民航大学出来，辗转来到位于天津西南角的南开大学。到一个陌生城市里，能够对我构成吸引的无非就连种地方，一种是大学，一种是历史留下来的老建筑和窄巷子。本想住到南开，无奈正好赶上开会和研究生复试，房间都满了，只好折回市中心，费尽周折才找到各栖身之地。路上听出租司机说，天津洗浴城多，宾馆少。呵呵，我就纳闷了，难道天津人爱洗澡不爱睡觉。不过司机的解释倒是更合理，“来天津玩的人不多，大多喝喝茶、听听戏、泡泡澡，睡觉嘛，洗浴城都可以的。”
整理出采访已经是凌晨四点，这么好的宾馆，都没来得及好好睡一觉，可惜了。
第二天一睁眼已是太阳高挂，作了一通补充采访后，终于可以喘口气，停下来看看天津城——这个150年前就开埠的北方重镇。
直到退房才发现，原来我住的地方位于当年的英法租界，紧邻着天津的血脉——海河。心底里不由得暗自欣喜了一通，这就相当于黄浦江畔的和平饭店啦。不过，等我开始寻找更多历史痕迹的时候，却越来越失望了。
解放北路附近至今还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景象，不过可以佐证的都是些一个世纪前的西式建筑了，各式各样的洋行和会馆都是当年八国联军留下的遗产，可今日的天津并没有将他们好好利用，除了每栋建筑基座上镶嵌着“保护古建筑”的石牌以外，已经很难将它们与历史长河上游的场景联系起来。单纯的保护容易割断历史的命脉，与其让他们在岁月中静静地风干，还不如好好利用。其实，有节制地利用何尝不是一种更好的保护呢？从一个个黑乎乎的门洞望进去，是一派破败的狼藉，虽然将黄浦江畔的建筑变成现代奢侈品的仓库多少有些争议，但上海的做法较之天津来说，还是积极了不少。
站在解放桥这座现在天津城仅存的一座铁桥上望去，星星点点的高楼点缀在河畔，远处几个显眼的广告牌也是一字摆开的国内的保险公司。虽然弯曲前行的海河之于天津来说像极了黄浦江对于上海的意义，但联想到黄浦江畔那些令人炫目的500强公司广告牌，这里有着一种被历史遗忘的凄凉。
1860年就开埠的天津本是北方的商业重镇，清末民初的民族实业在这里如火如荼，从面粉到纺织，从制造到盐务，这里曾是整个中国的纳税重地。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机器的新一轮组装中，天津就像是一个被遗忘了的零件，虽然巨大，但却因年久失修而显得老态龙钟。坐在出租车里，我问司机哪里是“传说中”的滨海新区，司机嘴角一挑，“窗外就是啦”。我转过头，看到的却是一片片的空地和偶尔掠过的几栋旧民宅。想想十年后这里将成为第二个陆家嘴，却突然萌生了一种莫名的悲戚之感。
到古文化街看了看，全国各地的文化街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假冒的古玩字画、翡翠玉石。不过，于“乱世”中却见到了传说中的泥人张，络绎不绝的游人挤进来，连样子都不看就买下大包小包，为的不是欣赏而是送人。往前走，看到明声在外的名流茶馆，凑到门口瞧瞧，稀稀拉拉的三五个人斜靠在椅子上，听着不咸不淡的相声，门外贴着一张张好莱坞大片的海报，老板无奈的说，听相声的少了，茶馆要活下去，只有放电影了。
虽然整体上面貌差不多，但只要仔细寻找，这种巷子里总会带个人一些惊喜。走到巷子的深处，无意中拐进路边的一家古书小店，店主人自七八岁就爱收集大人们的日记、领章、袖标，现在将近七十的人了，满满一屋子的小人书、日记本就是一生的收获。突然像是走进了一部民间史，看惯了官修历史的我们，往往对这些草根历史更好奇。看看上世纪五年代的日记，满是为国奋斗的激情，甚至连情书里都是“为了我们蒸蒸日上的祖国，让我们携手并进，向着伟大的共产主义一起跑步前进”这样的句子，单纯之外是一种让人打冷颤的昂扬。眼看天色已黑，买下一本“天安门悼周总理手抄诗集”，匆匆赶往火车站。
三联出差采访首站，就这样子，磨破一双袜子，消灭一盘包子，偶得一本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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