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下午四点多，双腿已经开始发酸，我不甘心就这样离开映秀。捧着去年地震第一期专刊，再次问一个坐在板房前看店的小老板：“原先镇上有个开大足铁器店的老板姓梁，还在吗？”“你说的是小五吧，就在前面。”他朝前指了指。我跑上前去：“是梁本贵吧？”一个黝黑敦实的汉子答应着走过来，我把杂志翻到写着他名字的那一页，他没说话，只憨憨地笑着，两只手死死捏着我的手，眼里含满了泪。

     我摆摆手，一屁股瘫坐在店门口的小板凳上，摆摆手示意他先去忙生意。“我累了，先坐会儿。”其实，这是借口。点烟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在发抖，虽然去年来映秀见到他的不是我，但那种劫后余生再重逢的感觉，还是让我喘不过气来。旁边开店的小贩们开始围拢过来，翻看着那一期杂志，七嘴八舌地争论起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我跟同去的摄影记者小蔡就这样瘫坐在小板凳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那些照片是他去年5月15日徒步11个小时进入映秀时拍摄的。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人们翻看完了整本杂志，先前的吵吵嚷嚷散去，但他们都没有走，站在原地默默抹起了眼泪。

     脚下的烟头散落了一地。我不想说话，不想采访，不想再继续走下去。那一刻，无力和倦怠像瀑布一样泻下来，席卷全身。

     老梁以前开的“大足铁器店”是映秀镇上最大的铁器铺，地震中所有存货被政府无偿征用救人。去年10月份，政府额外给了他一间板房，靠着从亲戚那里借来的钱，他重新开张了。地震中幸免于难的怀孕妻子今年1月诞下一个大胖儿子，他反问自己“还有什么理由离开映秀呢？”

     1个小时后，老梁的自述完毕，我们起身告辞。老梁拉着我的手不肯放：“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我只能说些安慰的话：“以后争取每年来一次，即便不是我也是我的同事。”他说祝我路上平安，我说祝他发大财。哈哈大笑中，我转身快步离开，没有回头。

     出来后，爬上左手边一个小山坡，映秀人所说的“万人坑”就在这里。白底黑字的祭台后面，是稀稀拉拉几十座墓碑，很多碑上面按照姓氏笔划刻着几十个名字，在混乱与紧张中，怎么可能来得及给每个人立碑。坐在祭台前的土堆上抽根烟，打电话给李大人，告诉他我走不下去了。通往汶川的路封闭施工，搭辆摩托车倒也能走，但我真的累了，已无力前行。

     大地震即将一周年，我重访重灾区，任务是寻找、观察、感受、记录。重建工作涉及千头万绪，是一项充满着国家力量和地方资源博弈的复杂工程。那些看上去严肃深沉的文字，在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村庄的复生面前，总显得苍白和矫情。对于我们这些偶尔来访的陌生人，也只能是走走看看。

     青城后山的旅游还未开放，泰安村的老周还住在去年那间自己搭的棚子里。作为村民代表，他要坚守岗位，拒绝搬去17公里外的板房。虹口乡的高乡长不用再为灾民安置点选址而头疼，他更大的头疼变成了跟一波又一波开发商谈判。重归平静的灾区也给人很多压抑，一些地方纷纷引进开发商，传统的农业生产正在消失，一个个旅游区正在大干快上；一些擦干眼泪的百姓，在路边摆起地摊叫卖照片和光碟，贩卖悲惨和伤痛。我们尽可以去抱怨，去批判，但大家都是为了生计，城里人居高临下的审视总不免冰冷无情。

     做记者两年多以来，这是我最感无力的一次采访。

     映秀的废墟被推平了，随行的摄影记者满脸迷惑，他说已经完全认不出原先的模样。板房里的一个中年妇女指着岷江对面的山坡告诉我们，黑压压的山石上已经找出了绿草，这稍稍缓解了他们心中的恐惧。周日，我又到了去年曾到过的什邡市蓥华镇雪门寺村。老唐的新房很漂亮，送给思韵奶奶一沓笔记本，老太太眼圈立刻红了。思韵走了，她妹妹还在，生活还得继续。周一，趁最后的空闲，去了趟北川。老县城已被铁丝网重重围住，只能站在望乡台上远远看一眼。旁边一个卖纪念品的妇女指着远处的一栋栋楼房，跟我们讲解以前的县城布局。人间地狱，我想起了去年同事到达这里时发出的感慨。

     唯一感到欣慰的时刻来自于四川人惯有的幽默和乐观。在映秀，我们找到了去年小蔡在从映秀到都江堰路上拍过的一位老太太。她的发型和服饰都没有变，甚至连身上的围裙也是去年那一条。捧着杂志看了一阵之后，老太太哈哈大笑起来，开始“怪罪”小蔡怎么把她拍的那么难看！

     那天，在虹口乡，看到路边山坡上一个老头拿一根长竹竿，屁股后面挂一张兽皮。我们冲他喊：“大叔，那是什么皮？”他喊：“熊猫皮！”大惊，看他俩眼眯成一道缝，才知是玩笑。身后的羊群开始围拢过来，“放养呢？”大叔满脸认真：“是放大象！”这或许是此行中最感温暖的一刻了。

     日志的节奏与我的出差节奏吻合。连续出了两次双周差，中间只在家停留了24个小时。累当然累，但也别有一番滋味。前天下午回到北京，从机场回家的路上，看到满街纷飞的柳絮和翠绿的树叶，突然感觉好像离开北京很久了。也难怪，北京几乎没有春天，从寒冬直接跃至炎夏。

     此次军旅之行，也是我第一次去军队采访，大主题是海军建军60周年，我去基层作战部队寻找细胞。

     早在新疆的时候，就接到了这个任务。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能不能上军舰，脑子里马上跳出了那篇普利策名文《我们的超级航空母舰为何如此强大？》。中美环境差异巨大，我自知肯定无法完成那样漂亮的作品，但只要能踏上真正的军舰，也便知足了。

     部队领导很爽快，虽然选择了一艘已服役30年之久的老舰，但与我而言，已是莫大的机遇。从4月7日到4月14日，我与两位同事住进部队招待所，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跟部队吃早饭；白天就泡在军舰上，晚上直到9点半熄灯之后再回去。虽然没能住在狭窄的兵舱里，虽然没能坚持跟战士们出早操，但这样一周下来，对于习惯了下半夜睡觉中午才起床的我们来说，也不免深感疲惫不堪。好在，面对这个遥远陌生的庞然大物，好奇的细胞一直都亢奋着。

     由于尚未配备巡洋舰和航母，导弹驱逐舰是当今我国海军最具战斗力的水面舰艇，也是世界各国海军的主力作战军舰。合肥舰静静地停在军港里，第一眼看去，修长的身材、刚劲的轮廓、粗犷的导弹发射架、高耸的主炮炮筒、灵巧的副炮和高炮……俨然就是一个虎虎生威的海上美男子。但当我们弓着身子穿行于舰上迷宫般的舱室时，方知要解剖这样一个大家伙是何等不易，退而求其次，只能略知皮毛，便不由得更加佩服起那个写航母的记者来。

     官兵们都很可爱。即便在物欲横流乱象环生的今天，他们也配得上“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号。军舰7日，也是我们难得的一次人生体验与学习。他们的单纯、执著、负责与奉献，让我们自惭形秽。“丢掉幻想，准备打仗”，港区里这八个大字就是他们每日每夜的写照，也构成了他们所有生活内容的外延。

     遗憾的是不能跟随他们一起出海演练，否则就是吐出胆汁来也值。采访完副舰长和舰长之后，我们心绪难平。真男儿就要去搏击大风浪，他们才是真正的汉子。14日早晨启航的时候，我们站在码头上，目送它消失在海天相接的远方，心中很是恋念。

     不管最后成文如何，这次采访都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我还记得，高中验空的时候不幸落榜，我一夜难眠。驾驶战机冲入云霄，可能是我再也无法完成的梦想。期待将来能有机会去空军部队采访，单是亲手摸一摸“苏-27”或者“歼-10”，我就不妄作一场记者了。

     新疆之行留下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一个人在外地呆了10天，第一次去真正的大西北，第一次抛开具体的人和事去探查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如此密集地约谈地方官员，第一次体会到了时差之别……

     阿勒泰的人很纯朴，最起码我见到的官员如此。一个人坐公交车来到我住的宾馆，聊上两三个小时，临走时还一个劲儿地表示歉意，未尽地主之宜。那天傍晚，太阳快落山了，对面的一位退休厅级干部越说越激动，“我是一个有着30年党龄的党员了”，接着他给我背诵了入党誓词。那一刻，我的小心脏，真是翻江倒海。

     后来去了布尔津，距离喀纳斯最近的一个县城。到处都是大盘鸡和羊肉串，但水果和蔬菜超贵，都是从乌鲁木齐运来的。纪委副书记加班，一直到晚上10点才见面。聊到12点，走在凉风中，让他再给我推荐个采访对象，他想了好一会儿，说在这个县城里恐怕是没有了，“毕竟我今年43岁了，正科级，到顶了。”

     正在采访一个房地产老板，市委书记的电话打进来，说晚上要一起吃饭。我刚要起身告辞，他灵机一动，说要不一起吃吧，也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的一把手。于是，我变成了他的远房亲戚，他变成了我的叔叔。席间，大家谈笑风生，但句句话里有话。据说这书记还是个干事的人，一口一个“他妈的……球！”，的确让人感觉很有“魄力”，这才是乡土中国，老实巴交的人怎么能当一把手呢。

     回到乌鲁木齐，趁着没有采访的空隙，看了国际大巴扎，闹闹哄哄，一看就是专为游客准备的。还去了趟吐鲁番，最大的收获有二：来到火焰山脚下，才知道当年猴哥他们要取个经是多么得不容易；看了维族人家的葡萄干，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要吃了，内地的葡萄干儿大多是用风干剂速成的，在人家那儿只能拿来喂牲口。

     乌鲁木齐很繁华，但仍属乱世。不止一个人告诉我，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后遍布着孙二娘的黑店。我虽是个喜欢乱世的人，但也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

     飞北京要将近4个小时，由于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差，在新疆的10天基本上都是晚上3点钟睡觉，怎么都睡不够。当然也留下了遗憾，一是大雪封山，没能见到喀纳斯，更别说水怪了；二是基本在北疆活动，没见到真正的大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