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字，可又不知道要写什么；我想说话，可又不知道该和谁说；我想唱歌，可又不知道我会唱什么歌。

     荷尔蒙分泌不够强烈的时候，就继续闷骚；很强烈的时候，就半夜一个人去遛胡同。

     北京人睡觉早，夜里12点，胡同里就几乎见不到动物了，只有零星的几盏白灯傻傻地矗立在胡同口，不仅没感到温暖，还平添了几丝阴森。我喜欢一点多的时候，或者再晚点，悄悄下楼，到胡同里去转转。静得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小时候夜里走在田野上时常感觉后边有个人跟踪的感觉重新找到，但现在已经不像那会儿吓得撒腿就跑了，而是有意放慢脚步，待到胡同拐角处，突然回头，吓“他”一跳。

     一天晚上，我正自己溜达着，突然前方走来两个黑衣男子，脚步匆匆。虽说胆子还可以，但想起三联前段时间刚刚报过的ATM机凶杀案，心里还是一紧，不怕他上来抢劫，就怕他不等我开口就先捅上几刀。眼看着俩人很快就走进了，以前看警匪片的经验告诉我，转身或者逃跑肯定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最好的办法就是挺胸抬头迎上去。心里一横，反正附近又没有什么ATM机，老子身上就带了20块钱，劫财没有，劫色随便！

     正想着，两名黑衣男子已经来到跟前，我已经把手伸进裤兜里紧紧攥住那20块钱，准备他们一动手，就立刻掏出来。果然，两名男子一起向我这边靠近，凑到跟前时，突然把手伸向腰间，我往后退一步，正要掏钱，没想到两男子上前一步，不容分说，拿着从腰里掏出来的一个白晃晃的东西，问道：“大哥，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我操！我当时真想喊出来，可又憋了回去。扫了一眼，是一张皱巴巴的纸片，当然没心思看清上面写了什么，随口答道“我也是外来的”，然后头也没回的继续前行。模糊中，身后竟然传来两声“谢谢”，本能地快步走出十多米，我回头看了一眼，俩人看起来很是着急，正拿着那张纸片一家家的看门牌。

     或许他们是在寻找自己的亲人，也或许是仇人，谁知道呢。不过，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调，想起自己刚才理直气壮的那一句，“我也是外来的”，心里顿感北京的夜晚，真他妈的温暖。

     苗少爷说他看到《美国新闻报道与写作》那本书的封底上写着一句话——“新闻写得好不好，取决于对社会的理解有多深。”我当时大概只关注怎么写导语，怎么起题目了，对这句话没有丝毫印象。苗少爷通常在引用完一句话的时候，自言自语到“真他妈的是啊”。想想，的确，经历了这回“半夜胡同奇遇”，我就对被抢劫者当时的心理增添了几分理解，下回再遇到什么劫杀案，我会自告奋勇，看看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是不是能在新闻上应验。

      无数次看到电影里的人突然失忆时，总是有几分羡慕，想自己万一哪一天失忆了该是什么样子啊。不过，想着想着，还是有点后怕。毕竟，要是人的记忆能像三峡大坝那样就好啦，不想要的就开闸泄洪，想要的就拉闸蓄水。

      平时的生活一直以一周为单位，只知道星期几，并不知道是几月几号。昨天翻看手机上的日历，才突然意识到刚刚过去的几天，多多少少在我的过往中还是有些影子的。纪念谈不上，回味一下倒是还可以。

      5月1日，国际劳动节。2005年的国际劳动节前夜，我们一起站在飘着海腥味的春风中，看了场无比恶俗的庆祝晚会。但是，晚会的主题却震撼人心——“劳动最光荣”，马克思爷爷的话充满了力量和权威，从此深入吾心。直到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劳动节都是第一值得庆祝的伟大节日，甚至超过那些个不洋不中的情人节。

      5月14日，什么节都不是。2003年的那一天晚上，也是在弥漫着海腥味的沙滩上，我开始了一场所谓“谁都会经历过的”轰轰烈烈的恋爱。之所以称之为“轰轰烈烈”，当然是没有结局的，但没有结果也是一种结果。直到今天，我也很难清晰地说出那段日子会对我的后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象人们在评价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一样，只能用一句含糊而看似有力的话来打圆场——“怎么评估都不为过。”

      5月17日，世界电信日暨世界信息社会日。据说，从今年起合二为一，叫“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其实到现在也没搞清这到底是个什么日子。去年的这个日子，我跟来自北京、上海的13个同学，参加了一个信产部新闻处组织的“网络文明大学生考察团”活动，从上海到苏州、杭州再到南京，在长三角转了一圈，期间还成立了所谓的“傻子团”。当然现在傻子团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但那一周的相处依旧印象深刻，对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开始意识到原来社会这么好玩。

      其实，五月最初的日子里，好像还发生过很多事情，但都模糊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选择走上新闻这条路，也是在某年的五月初决定的，还曾在两年的五月初，出版过两本自己主编的杂志……

      在威海的时候，这段日子正是校园里小黄花开得最盛的季节。春暖花开，春风荡漾，春意盎然，就连宿舍楼下的野猫都会发情，更何况人呢？所以，故事比较密集倒也正常。

      记起了高中时曾经写在日记本扉页上的那句话，想在想来，真是恶俗至极——“我走在路上，记忆是唯一的行囊。”呸！现在的行囊都成碎片了。

      下午的选题会上，主编反反复复提到一个问题——三联的高度。“我们的主笔就要达到普通杂志主编的高度，我们的记者就要达到普通杂志主笔的高度。”

      于是，整个选题会上，大家都变得很小心，报选题之前先瞧瞧地说一下自己这个可能不够高度，然后怯怯地说出选题，偶尔会听到主编提高了嗓门喊一声“还不够高”、“好，这个够高”，然后就是一阵哄堂大笑。终于，在说起徒步旅行者和媒体的关系时，主编发出了“史上最强的声音”——“记者也要有气节，气节，注意气节！”笑声差点掀翻了屋顶。“气节”这个词儿，听起来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出差的稿子被批了，看来只有态度端正是远远不够的，周刊的记者需要的还有理性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除了偶发的社会事件，话题性新闻是周刊的常态，所以，就必须要提出问题、追问问题、反思问题、质疑问题。“记者最起码要站到与采访对象平行的高度，甚至更高一点。”或许是以前只记住了对故事性的强调，反而忽略了对事件的独立思考。其实，故事性或许只是对选题与叙事的要求，而如何讲故事，就需要有记者清晰的问题意识。

      对，又是“问题意识”！思考，注意思考。

      从被动地拿回材料到主动地结构一篇文章，中间的距离要比想象的长得多。要把一个事情讲清楚，的确非一朝一夕之功。好在，还在路上，继续吧。

      下午两点，背起重重的包要出门，猴子打趣说“丫又要去追逐梦想了”。梦想，这词儿听起来不是那么让人兴奋了，有点沉重，就象那个大背包，勒得肩膀疼。

      坐在财务处的报销大厅里等号，还是很熟悉，整整大半年的日子都是这样度过的，往返于财务处和新闻学院之间。柜台后面的小姑娘听到我报出自己的名字，愣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笑了笑。

      飞机爬升的时候，又看到了美轮美奂的上海夜景，想起昨晚在好乐迪高声齐吼老爹的《三万英尺》，感觉是一样的——“爬升速度将我推向椅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整整一晚的个人演唱会，贯穿着怀旧和经典，从小虎队到四大天王，从郑智化到毛宁，直到最后一首《忘情水》，四个年龄加起来超过110岁的老男人还陶醉不已，看来生活的确需要释放，有时候是温暖的释放。

      或许飞得不高，或许是天空晴朗，一路上都能见到星星点点的灯光。在上海和北京这两片最繁华的星空之间，还散布着许多稀疏的星云，每一片都是一个小城。仔细看的时候，甚至能看清马路上缓缓流动的车流，很有意思。

      回去才知道，过往的三个月里，身边的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没有女朋友的找了女朋友，有女朋友的换了新女朋友；没有男朋友的找了男朋友，有男朋友的也换了新的男朋友。来来往往，行色匆匆，世事轮转，最后摇头叹息的仅仅剩下“缘分”二字。

      站在宿舍的阳台上，送水师傅的背影还是那么熟悉。除了感情，同样值得珍惜的还有友情、亲情，心底暗想，回来一定要见见老同学、老朋友，往往觉得很近的人，在不经意间就走远了。

      不觉间，舷窗外已是一片灯火阑珊，北京来到脚下。有来有往，有往有来，仍在路上。

      回到上海，大伙儿都在忙着自己的实习，报社的、电视台的、杂志的、公司的，五花八门。于是，我就看到了五花八门的新闻。

      在都市报上班的同学几乎每天一个场子，或者每天一个现场，要么是新闻发布会，要么是街道上的突发事件。前者可以得到大礼包，除了传说中的“车马费”以外，还有常常的统发稿；后者虽然没有红包，但可以见到两只头的小鸡儿，或是三只眼睛的小猪。新闻一般也有个大致的样子，一句话的导语说清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然后让新闻的各方当事人出来摆事实、讲观点，一般一个正方、一个反方再加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基本就能做到“天衣无缝”了。

      在党报上班的同学，除了奔波于一个个的会议之外，还要绷紧政治的弦儿，领导的名字、顺序、乃至说话的多少，甚至比新闻本身更重要。偶尔发点感慨，就可以成为响当当的评论，当然这感慨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发的，要有一定高度，要能代表党的声音。

      在电视台上班的同学，每天的日子都是按妙过，精细的分工需要在每个条线上做到熟能生巧、精益求精。后期可能并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记者也可能并不知道后期想把片子剪成什么效果。但，镜头对新闻的呈现还是让我们这些笔杆子记者“望文兴叹”。

      在《财经》上班的同学，说起中央头头脑脑们的趣闻轶事，真可谓扑朔迷离。号称“中国最有权势的女人”的主编胡舒立，“随便给哪个省长打个电话，就能接受采访”。立志要做纯正的政经新闻的《财经》，天天盯紧的自然都是那些“大人物”、“大事件”，要求的是“专业，再专业”。做的人累，读的人更累。

      新闻有形状吗？想想我喜爱的三联，信奉具备主角、情节、冲突、舞台等多元要素的故事，才是读者真正想看的新闻。或许，这就是以前书本上所说的“不同的媒介形态决定了不同的新闻形态”，有的探讨制度，有的呈现事实，有的描述场景，有的发表议论，或许如果都具备了，就成了四不象了。

      以前听说三联是个容易给人洗脑的地方，现在也开始体味到了，但也是心甘情愿。或许，新闻发生的时候，一切都处在一种常态中，媒体的有意筛选和无意放大，让我们看上去误认为是一种非常态。所以，对人物常态的追问、对故事本身的还原、以及对舞台场景的白描，才能构筑相对更为真实的新闻。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新闻没有什么固定的形状。对于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的时候，我正装摸作样地跟坐在旁边的一个美国高中生聊大洋彼岸的电子杂志。一阵剧烈的颠簸，轮胎与地面接触的震颤告诉我，我回到上海了，不是在梦中。

      因为这期三联封面选题是电子杂志，配合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期刊大会。通过同学和老师，找到了上海的一帮年轻人，他们在做一个有关户外旅游的电子杂志《黑孩子》，已经小有名气，加之去年风风火火的电子杂志平台万众传媒也在上海，于是便有了这次出差的机会。可以回学校看看兄弟们，还可以省去住宾馆的费用，一举两得。

      一直喜欢杂志，但对于我这种技术迟钝者来说，虽然较早就接触到了电子杂志，但关注并不多，感觉仍很遥远。前些天，老徐的《开啦》上线，下载了一看还是小小地震撼了一下，与其说是杂志，还不如说是一种万能媒体，声像与文字的结合正在颠覆传统杂志的概念。看来，麦克鲁汉的技术决定论并非空穴来风，“媒介即信息”真的开始发威了。

      下午三点钟决定了出差，匆匆赶回住处收拾东西，然后赶往国贸附近的阳光传媒采访《澜》杂志的主编朱芸。作为国内最早、也是最成型的个人品牌杂志，正如他们的口号一样，“杨澜的杂志像杨澜一样”。采访的间隙，看到了传说中的杨澜，即便是现实中也有种说不出的优雅和干练，想起小时候在邻居家的黑白电视机上看《正大综艺》的情景，恍若隔世。

      六点半结束采访，与陌生人拼车赶往首都机场。第一次在北京坐飞机，还是忍不住拍了几张航塔楼的夜景，“Welcome to Beijing”的字符在夜空中异常醒目，注视着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行人。

      九点半，国航的CA986起飞。登机之前，习惯性地给妈妈打了电话，鬼使神差，每次坐飞机都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坐在经济舱的头排，抬头就是投影仪的屏幕，随着飞机的慢慢爬升，显示高度的数字迅速增加，显示温度的数字随之下跌。三维模拟地图显示的飞行路线和即时位置，貌似是模拟的空战，不一会的功夫就飞到了我的家乡上空。

      恰巧遇到一群来中国旅游的美国高中生，不愧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人家的毕业游都是跨国旅行。邻座的女孩Meghan捧着一本《Cosmo》看了一个钟头，要过来翻了翻，其实跟我们的中文版差别不大。我问，“美国的电子杂志流行吗？”小姑娘很惊诧，“干吗要电子的？我还是喜欢买，反正也不很贵，哪里都可以买到。”问起美国的年轻人读《Time》吗？Meghan倒是很坦率，“我不喜欢读，但我爸爸喜欢，或许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也喜欢。谁知道呢？”看来，成熟的杂志产业已经培养了他们的消费习惯，或者是反过来后者培养了前者；相反，恰恰是在我们这个正在萌芽的市场里，新鲜的东西才会接踵而至，还大有气势。

      十一点半，走出机舱，上海的风有些凉，但空气很新鲜。先坐大巴到东方路，打车回学校，出租司机的沉默让我有些不习惯，可能是北京的的哥都太能侃了。到宿舍的时候已经将近一点，不得不承认，走进校园的那一刻还是稍稍激动了一下，安静的有些陌生。

      虽然在飞机上跟空姐要了两个烧麦，但肚子还是饿得咕咕叫。在广告公司上班的地平线和在SMG上班的东哥已经睡去，同屋的亮亮也不归宿，于是便拉上夜猫子猴子和潘大主编去觅食。一直走到芭娜娜，发现开门的烧烤店就剩两家了，冲进一家点了肉串和鸡翅，才发现麻辣小龙虾已经卖完。无奈，馋劲儿已经上来了，便跑到隔壁另一家去花了30大洋买了20只，虽然知道被宰了，但味道还算不错。

      洗完澡，迟迟不愿睡觉，或许是不舍得这样安静的夏夜，站在阳台上发呆。想着现在回上海还多少像是有个家，可这种待遇很快就要消失了，遗憾。

     

      再悠长的假期也会匆匆结束，又一个周二，又一个选题会。

      下午，在社会部的选题会上，李大人要我们实习生谈谈两个月来的收获和困惑，跟记者们做个交流。不觉间也来了两个月了，编辑部里的第一次头脑风暴，很受用。

      收获的确很多，从前期的找资料到如何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从如何采访到如何组织材料，从如何结构文章到叙事方式，三联的两个月是一种高强度的训练和学习。机会难得，收获从简，还是多说说困惑吧。

      实习生的问题大致有六个方面，选题中是否“好玩”是第一位的？如何界定这个“好玩”？如何让采访对象开口说话？如何处理故事中的多种冲突？如何甄别采访材料的价值？如何在其他媒体的报道背后进行再挖掘？

      方法论的问题和方法的问题，用李大人的话说就是后者才是关键，记者应该“非知识分子化”，不要比较价值优劣，要追求更好、更精彩。先做好细部之后再去思考方法论，而不是首先停留在价值层面上纠缠。看来，我的有关“好玩”的困惑，根本就不在三联的考虑范围之内。每个媒体都有每个媒体的玩法，或许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的玩法中玩出精彩。

      如何找到人？如何让采访对象开口？其实，也没有多少好办法，记者本来就是个跟人打交道的活，而且都是陌生人，找人或许是一种基本功。顺藤摸瓜，有个理论说通过至多六个人总能够找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你想找的人，笨鸟先飞，6个找不到就找16个，想找总能找到的。如果说捷径的话，可能是我们的生活阅历还不够，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还停留在表层，对于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机构关系也只是一知半解，只能慢慢积累。

      其实，材料的取舍一直也是我所困惑的问题，对于新手上路来说，生怕遗漏了什么，便萝卜白菜全要，但这样就很容易遮蔽了那些最精彩的镜头。李大人说得对，采访完后记者最想跟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分享的那些东西，肯定就是故事最精彩的部分，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要呆板的还原故事过程。“不要把我当成面试官，而是一个火车上的陌生旅客，讲个故事，只要能让我有兴趣听下去就成功了。”

      叙事需要一个放松的状态，而放松就来源于充分的采访和敏锐的嗅觉。恰恰那些真实的生活细节才是最能打动人的，才是这个世界传递给我们的震撼，这就是所谓的“好玩”，它不是单纯的娱乐，而是真实的传播力。

      结构文章同样需要现实操作的不断磨练。跳跃性的叙述，其实是为了呈现故事中的因果关联，而不是零散的堆积与拼凑。递进的逻辑、清晰的脉络、精彩的细节、丰富的人物、丰满的舞台，自然能构成好的故事。

      “让我们成为彼此的磨刀石”，李大人的总结同样震撼人心。

     

     

     

      去过几个江南的古村落之后，就想看看北方的古村有何不同。有没有水，是我印象中的差异所在，但真正看了之后发现，不仅仅是有没有水这么简单的。

      爨底下村，北京门头沟区斋堂镇的一个小村子，与河北省临界，建于明代初年，至今已有500余年历史。村子建在一个山坡上，分为上下两层，远看像一扇形碉堡，近观则全是仄仄的小石路与青砖房。

      地铁坐到终点站苹果园站，出了站口恍若另外一个世界，城乡结合部的喧闹与凌乱正记录着一条地下通道所带来的变化。辗转找到停在路边的929支线公交车，10元的车票就可以直接坐到爨底下村。由于是节日加班车，穿着公交制服的司机像小巴车主一样，逐一点着车上还剩的空座，“什么时候全坐满了，什么时候就走”，任凭乘客如何抱怨也无济于事。

      上路没走多远，就不见了平日里环绕在周身的高楼大厦，甚至连有人烟的村子也是偶尔才会出现一个。连绵不断的山梁似乎在告诉一车的“城里人”：“你们出城了，你们下乡了”。太阳很辣，车厢里的软座烤得屁股疼，只有车窗外匆匆掠过的群山和偶尔邂逅的小溪让心渐渐平静。

      两个小时后，睡梦中被售票员喊醒，“到了，到了，下车、买票、进村”活脱脱鬼子进山的架势，只是要买张20元的门票而已。

      一队人马浩浩荡荡，顶着火辣辣的骄阳进村了。还好，我们这车都是散客，路上看到戴着小红帽的旅游团跟在举小旗的导游后面，就更像是当年的鬼子进村了。据说，当年日本鬼子打到这里，想要放火烧村，村里年轻人联合起来，四两拨千斤，几十个人跟鬼子周旋，愣是逼退了上千人的日本部队，在抗战史上传为佳话。

      一进村，门口的大娘就告诉我们，村子里凡是开着门的人家都可以自由进去参观。现在，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开了饭馆、客栈，即便是不吃饭、住店，也可以随便看看。于是，就想敞开大门迎接“鬼子”一样，一路路陌生人进进出出，像偷窥一样在卧室、厨房、客厅、院子里新奇地看看、摸摸，然后转身离去。

      顺着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一直往上走，看到一个大一点的门楼，爨底下村25号院，老板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做饭，带着看了一下房间，100元定下来，“平时也就是50，正赶上旅游旺季，没办法”，老板倒也实在。这是一个完整四合院里的东厢房，干净的屋子里用木板支了张床，被套上绣着一个大大的“爨”字。爨，古有炉灶之意，村子里有句口头语，“兴字头，宝子腰，林子下面大火烧”，后来因为书写复杂，政府便把爨底下村改为川底下村，不过，村里人显然更喜欢爨字，不仅仅因为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无形的旅游资源。

      放下东西，到斜对门一家院子里吃饭，炸花椒芽、香椿鸡蛋、闷小河鱼，原汁原味，就是有点贵。酒饱饭足后，抬头看到窗台上放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奖牌，上书“京郊十大风云人物”。一问才知道，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村长家。男主人韩孟亮告诉我，1990年至2001年，他当了11年的村长，村子的旅游就是他搞起来的。1995年，村子里只剩下17户人家了，政府要集体搬迁，但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世世代代生活的小山村，就想办法搞起了旅游。刚开始很艰难，到处找大老板投资，都不愿意来，后来终于还是找到了一两家公司愿意投资，没想到很快火爆起来，政府也改变了整体搬迁的想法，把这里定为重点保护古村落。现在，村子里有35户人家，家家都搞旅游，日子也过好了。

      村长家的18号院也成了著名的旅游接待户，很多大人物和大明星都来过，至今，南屋的窗台上还摆着一张村长跟贾庆林的合影。咱也沾沾村长的光，合了张影，抹抹嘴正要走的时候，村长问我住哪里，我说住斜对门，“呵，那可是以前的大财主家。”不经意间，住在了财主家，吃在了村长家，看来不虚此行。

      古代人讲究风水，地势高的人家一般都是大户人家，普通小村民都住在底下。下午，待到阳光温和一些后，花半个小时时间就把整个村子转了个遍，还到村后的山上看了看。至今，很多人家的墙上还写着抗战和文革时期的大标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就刷在财主家的院墙上，依稀可辨。

      整个村子就两个厕所，住在上面，上个厕所要走两分钟的青石路，拐三个弯儿，才看到一个简易的两间小屋，一边是男厕，一边是女厕，中间有个圆形小洞，凿壁偷光，共用一盏灯。从厕所的后窗望出去，是一片低低矮矮的青瓦屋顶，间或还有几盏红灯笼。

      入夜，游人渐去，胡同口烤老玉米的小摊传来阵阵香气，村子安静下来。只是，村下一户人家把电视搬到院子里，放起了卡拉OK，声嘶力竭的歌声毁坏了安详的夜晚。很明显，城里人的到来，早已经使得这个以前与世隔绝的小山村变了颜色，存在路上一排排的汽车让人很难看到“世外桃源”的影子。

      幽暗的月光穿过一个个格子的窗户纸钻进屋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老宅子的窗户和土炕。那时候，每天早晨都会被院子里的鹅叫催醒，南屋里已经传来奶奶生活做饭的声响。隔壁房里传来财主老板的鼾声，一天的忙碌之后虽然疲惫，但赚的盆满钵满，想必心里也很是高兴。

      清晨，被院子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导游喇叭里传来的讲解声叫醒。一个导游指着我住的房子说，“这是原先财主家闺女的闺房”，就听到有游客把脸贴到窗户上往里瞅；不一会儿，另一拨人进来了，导游说：“这就是以前财主家的妾室”，又听到一些人凑到门上往里瞅瞅。到底是闺房还是妾室，我也被搞糊涂了，不过，那种随时被人偷窥的感觉，也着实刺激。终于听到一个导游说，“咱们小声点，别打绕了人家游客睡觉。”谢天谢地，求得片刻的安静。

      上午看了村头的小煤窑，有导游说这是去年刘德华和徐静蕾在这里拍《刺马》时所建，现在，导演陈可辛已经将片名改成了《投名状》，将在今年年底上映，据说导演想把它拍成《美国往事》那样的史诗巨著，期待着能看到这一幕小煤窑的戏。

      饭后，爬上村子对面的山，站在半山腰的小路上，回望村落，完整的扇形清晰看见，高高低低，错落有致，难怪被称为“京城的布达拉宫”，只是，村下环绕的汽车和游人多少有些煞风景。看来，要寻找真正的“世外桃源”，决非易事。

     

      本来打算一天转完的胡同，不曾想一转就是三天。今天最后一天，去了传说中的八大胡同，当年皇帝们逛窑子的地儿。

      大栅栏，在北京话里叫da shi lar，当年北京最热闹的地段儿。前门、大栅栏、天桥连成一片儿，成了老北京人对京城最深刻的记忆。大栅栏一代竖起了高高的广告牌，誓言要恢复1420年的大栅栏，重新打造600年的古商业街，精美的巨幅广告之后，是一片狼藉。

      走过广告牌，就看到了熙熙攘攘的街道，拐进去，瑞蚨祥、大观楼、同仁堂，一个个耳熟能详的百年老店一字摆开。虽然现代化的商业布置多少有些变味儿，但单凭那上百年的门楼就能想象这里曾是怎样的繁华。有“中国电影之父”之称的任庆泰当年就是拿他拍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这里的大观楼放映的，现在改成了电影吧，也不知道门口梳着长辫子的徐庆泰高不高兴。

      没走几步就看到了街口，又是一片断壁残垣，要重生就得有破坏，可历史怎么能重生呢？问路人知不知道附近的“八大胡同”，答曰不知，便随便顺着一条胡同扎进去，因为北京的胡同都是相通的，相信一定能转出去。

      跨过煤井街，往前走一段儿就看到了大力胡同，八大胡同之一。胡同口的老人告诉我，现在八大胡同的名字有些都改了名字，当年这里可是进京给皇帝唱戏的徽班的根据地，但现在的戏园子都没了。我故意问，除了唱戏，这里还干嘛啊？八十多岁的老人很诡秘的一笑，“干吗？你还不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这里可是清朝和民国年间京城最火爆的青楼地带。

      顺着大力胡同往里走，两边都是古旧的民宅，也看不出当年的繁闹气。直到走到胡同的拐角处，一进朱家胡同，看到一栋两层的青砖小楼，高墙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仔细辨认才看清，“临春楼”，当年的茶室，实际上是二级妓院，带春字的地方总能让人遐想联翩。现在已是居民住宅，门口晒太阳的阿姨说这楼有一百多年了，这次没好意思问是干吗的。

      从朱家胡同出来，看到了繁华一点的小街，路边卖肉肴的小贩一个挨一个，夹杂着胡同口公厕里飘出来的尿骚味，可真够市井的。又问陕西巷，老师傅指指前面，于是继续前行。越过两个胡同口，看到了传说中的陕西巷，据说这里有清末民初一代名妓小凤仙的青楼。

      往前走不远，就看到一座装饰豪华的二层小楼，门口的三轮车夫说这就是小凤仙的地方了。现在已经是一座宾馆，花两块钱买张门票进去，果然别有洞天。原先是一座天井院儿，四周都是连廊，连廊后边是一间间的厢房，现在屋顶上罩了个玻璃顶棚。坐在门厅的椅子上抽根烟，想想当年小凤仙和蔡锷的传世爱情，不免唏嘘。据说，当年袁世凯通缉蔡锷，当时在这里卖艺接客的小凤仙巧施妙计，帮蔡锷逃跑成功。后来，蔡锷在日本病逝，消息传到北京，在中央公园公祭蔡锷时，小凤仙身披黑纱，送有挽联: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串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出了庭院，走到路口时，一个大爷看到我背着相机在原地打转儿，便问“小伙子，找什么镜头呢？”我一时语塞，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或许什么也不找。不过，老大爷特别热情，开始给我讲这八大胡同的故事，“还别说你，就我在这里活了七十多年，也不敢说知道多少。”老爷子告诉我，刚才进去看的上林仙馆并非是小凤仙的故居，小凤仙只在那待过一段时间。问起那里才是真正的小凤仙故居，老爷子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胡同口，指了指不远处一座很普通的二层青砖小楼，“那才是，不过现在都是私宅了，我长这么大都没机会到里面去好好看看。”

      看来，这皇帝王公们逛窑子的地儿，还真是有说不尽的故事。

      按照老爷子的指点，陕西巷并非当年最火爆的胡同，真正声名远扬的胡同是石头胡同和百顺胡同。循着老爷子的比划，沿陕西巷往前走不远就看到了右手边的百顺胡同和左手边的石头胡同。老宅子还是那些老宅子，不过都已经被世俗的市井生活所淹没，没了往日的喧哗与热闹。

      顺着石头胡同走出来，就是车来车往的珠市口西大街。往前走不远就是纪晓岚故居，清朝的大才子直接把家安到这八大胡同，真可谓风流倜傥。街边两位聊天的老大爷告诉我，当年刘罗锅就住在陕西巷。问起北京拐弯最多的九弯胡同，老大爷说北京有好几个九弯胡同，珠市口的九弯胡同就在前面铺陈市胡同那边儿。

      暮色渐渐拢来，终于找到了铺陈市胡同，还看到了一条叫留学路的小巷子，不知道这名头从何而来。看到鹞儿胡同，还误以为是九道弯的胡同，急匆匆钻进去，也没看到所谓的九道弯，正在遗憾之际，胡同口的师傅一指，“九弯胡同就在前面”。

      柳暗花明又一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九弯胡同。走了许久，看到了第一道弯儿，此后接二连三，一道道胡同弯儿差点绕糊涂。越走越窄，直到只能容得下一个人穿过的一段，估计传说中北京最窄的胡同也就这宽度了。据说是当年住户为了防止盗贼来偷枪，故意把胡同修的这么窄，小偷很难逃脱。

      从第九道弯儿拐出来，外面已是一片灯火阑珊。爬上天桥，眺望八大胡同和远处的大栅栏，百年前这里曾是何等的热闹，而今，只剩下一片片安静的废墟和一座座古旧的房顶。

 

      昨晚又累又饿，回来便倒头睡去，一睁眼，已是艳阳高照。想起昨天漫步在百花深处的情景，依然恍惚。

      百花深处，是一条胡同的名字，像所有北京的胡同一样，并没有特别之处，是一部片子让我就住了这个名字。2002年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叫《十分钟年华老去》，英文名叫《Ten Minites Older》。在这部由世界上11位顶级导演联合制作的片子里，每个导演只有一部10分钟的小片，中国导演唯一一个入选的就是陈凯歌，他的片名就叫《百花深处》。没有人去追问陈凯歌为什么选取这条胡同来拍摄，或许因为这条胡同太没特色了，也或许是因为这个名字太有特色了。

      坐车到厂桥，往前走不远拐进后铁匠胡同，胡同口的老大妈并不知道还有一条叫百花深处的胡同，但一问护国寺小学就知道了，因为护国寺小学就在百花深处的胡同口。这儿的胡同又不同往日所看的胡同，整洁、安静得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偶尔出现的小黑板上写着“严厉打击偷盗自行车行为”，更增添了几分老胡同的味道。

      走到头就是护国寺街，开始零乱起来。到路口一问，卖馒头的师傅也是只知道护国寺小学，看来陈导的片子并未让更多人知道这条默默无闻的胡同。顺着护仓胡同进去，走不远就看到了师傅所说的被爬山虎所包围的中国工商银行，对面就是前罗圈胡同，进去走不远就是护国寺小学了。

      左拐走两步，一堵红砖墙上有快小牌子，“百花深处”，终于见面了。胡同口的几个小孩正在打牌，小时候也曾玩过的，把对方的牌扇过来就算赢一个，看来这里的孩子还没有完全被电子游戏所征服。

      心头有一丝激动，这么美丽的名字，足以让人细细回味几番。耳机里的音乐正好是汪峰的《回忆之前忘记之后》，“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恍若隔世。

      在胡同里蹓狗的居委会老大妈并不知道陈凯歌，也不知道陈凯歌曾在这里拍了一部片子拿到戛纳，征服了众多西方观众，但还是很大方地把打盹儿的狗儿叫醒，配合着我的镜头。

      百花深处，恰如其名，并不是一条笔直的胡同，拐了一道弯还有一道弯，渐渐向深处走去。家养的鸽子悠闲地站在房顶或天线上，并未因听到行人的脚步声而惊飞。偶尔闯入视线的红裙女孩，顿时成为胡同里晒太阳的老爷们儿目光所向，像极了《十七岁的单车》里的周迅。

      从百花深处走出来就是新街口南大街了，这里是北京的音乐圣地，整条街都是乐器店，三两成群的长发青年坐在门口调试着吉他，或许都是些来北漂的酒吧歌手。

      意犹未尽，遂又折回，顺着护国寺街走到头便看到了梅兰芳故居。无奈又是天色已晚，吃了个闭门羹。往回顺着藕芽胡同走了走，爬山虎、鸽子让这里的胡同多了几分生气。以前看北京的片子，总搞不清那种嗡嗡的声响从何而来，现在才知道原来是飞翔中的鸽子的叫声。跟王安忆的《长恨歌》里描述的鸽子不同，这里是另一种市井味儿。

      傍晚，约了一个新朋友，一块去了什刹海。路口耍大刀的爷孙刚刚收摊，但整个什刹海还是被旅游团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挨一个的西式酒吧让这里多少有些变味儿，只是“海”上徜徉的几条小船还能让我想起半个世纪之前乔羽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印象中在这里还拍了个古老的MV。

      还是不太喜欢游人如织的地方，没有端详的空间，耳边此起彼伏的不是自行车铃铛声，而是汽车喇叭声和老板的拉客声。郭沫若故居和宋庆龄故居都在这里，还有恭王府、庆王府，还是抽个清静的空当儿再来看吧。

      入夜，什刹海热闹起来。酒吧里传出来的歌声和舞曲淹没了夜色，黑人的爵士和乡村音乐让老外流连忘返，美女的肚皮和钢管则让中国人兴奋不已。找了个靠海的小酒吧坐了坐，点了首郑钧的《私奔》，弹吉他的帅哥却改成了汪峰的《飞得更高》，不过，他唱的许巍的《礼物》还是让我找到了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

      夜色渐沉，赶回小窝的路上，耳边又想起汪峰的歌声，“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惚我又看到了你的脸；点点滴滴往日的眷恋，寻寻觅觅又再回到我的身边……”想起百花深处的那条红裙子，看来今晚要做个美梦了。

     三年前的那个冬天，我第一次来北京，瞻仰了毛爷爷后，心里老惦记着传说中的老北京胡同。问了一个路边的老大爷，老人指了指什刹海那边，我便奔了过去。胡同的样子现在已经模糊了，只记住了夕阳中有只大黑猫蹲在门楼上，很专心地看着我。

     据说现在什刹海那边的胡同已经全让西式酒吧给占了，到处是拥挤的旅游团。从网上搜罗了一下，才发现原来自己住的附近就有那么多“很有来头”的胡同，于是便决定趁着光荣的劳动节去探个究竟。

     吃过午饭上路的时候，太阳正辣。顺着交道口南大街一直往南走，路边就是一条条的小胡同，待到北兵马司胡同的时候，问了个路边的大妈，看我戴着耳机、背着相机的样子，二话没说，往里指了指，“你要找的地儿就在里边”。

     拐进去的这条叫后圆恩寺胡同，民宅不多了，几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走进才发现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连相机都没敢拿出来就悄悄溜走。再往前看到了黑芝麻胡同小学和友好宾馆，名字很好听，早就听说了北京的胡同名无所不包，还真没想到有这么能让人流口水的名字。

    

     没走几步，看到了这条胡同的“来头”之一——茅盾故居。矛盾从1974年至1981年逝世前就住在这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岁月。门票5元，学生票2元，随意调侃了一句“研究生不享受吧？”没想到，在从未承认研究生是学生的北京，这次却破了例，售票的阿姨很爽快地说“给你学生票吧”。

     院落不大，房子围在四周，中间是个小花池，葡萄架上的枝藤长出了绿叶，下面还有个矛盾为小孙女做的秋千。三个展厅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矛盾的一声，从江南少年到革命青年，从文化部长到一代文豪。最让人感动的是矛盾临终前写给党中央请求恢复党籍的信，读来让人唏嘘，一代文坛巨匠直到临终想的还是党和国家的认同。

     游人很少，三三两两，大家都刻意把脚步放轻，似乎怕打扰了老人安详的晚年生活。从几张模糊的老照片看出，晚年的矛盾还是很安然的，一声跌宕起伏，但到了儿孙绕膝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平静了。

     继续前行，遇到一个老人，83岁的老爷子口齿已经不清，但说起自家的门楼还是非常认真，一字一顿地道来：“现在北京这样上百年的门楼不多了，文革都砸了，这家也是因为没有造反精神，才保存了下来，不知道还能保多久。”讲起古代的门楼，老人说可大有学问，“看门墩就知道这户人家的地位，老百姓家的门墩都是福禄寿、蝙蝠、蛇等花纹，文武官员家的门墩就是狮子、麒麟了。”

     没走多远，果然看到了老人说起的“大户人家的门楼”，清朝四川督抚的院落，门是建在里边的，门口有两根柱子，门墩果然不一样。现在已经是保护建筑，只是不对外人开放，很遗憾，不能见识一下大户人家的院落了。

     在胡同里穿梭了半天，早不知道身在哪条了，五花八门的名字，个个读起来饶有趣味。帽儿胡同、菊儿胡同、前鼓楼苑胡同、后鼓楼苑胡同、前圆恩寺胡同、蓑衣胡同……老宅子保存的很好，最起码从外观看起来还有些味道。难能可贵的是，商业大潮还没有袭来，胡同里很安静，偶尔疾驰而过的人力三轮车比起什刹海的喧闹来差远了。

     走到十字路口，正愁往哪里走，看到远远的一排红灯笼，便选择了南鼓锣巷。这条巷子热闹一些了，路边开了很多小酒吧、饭馆、咖啡馆，老外也不少，悠然地坐在老房子的窗户后喝咖啡。

     直到4点多，太阳还火辣辣的，渴了，随意拐进一家小店，卖奶酪的，尝个鲜。一碗红豆冰奶酪，6块钱，本来对蛋糕上的奶酪没有好感的，可一尝，很爽！出来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文字奶酪店，据说老板曾得到清朝宫廷御厨里专管甜品的老师傅真传。

     本来设计的路线是再去王府井那里找找胡同，然后杀去白塔寺，但看到那些悠然地人们，不想走了。找了家小酒吧靠窗坐下来，老板很热情地上来招呼，要了瓶青啤，才10块钱。店里人很少，另外一桌人在门口的桌子上玩斗地主不亦乐乎，老板也清闲，便一起坐下来聊天。

     老板是个小伙子，很年轻，“今年才本命年”，从小就在这条胡同里长大，原先做服装生意，因为喜欢泡吧，更因为住不惯楼房，于是便回来开了这个小酒吧。从窗户望出去，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剧场，这几年的毕业大戏大概就在这里上演，老板也不是很确定。不过，中戏漂亮的女孩子出手阔绰却给老板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来都是大包小包摆满沙发，刚从王府井、国贸血拼回来。”生意一般，来北京旅游的一般看胡同都冲着什刹海去了，住在胡同里的大多是老人了，年轻的都在外边买了新房，泡吧的主力也就是自己相熟的一帮朋友。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老板很是恋恋不舍，“小时候在胡同里长大的孩子，感觉就亲，串个门推开就进，哪像现在住单元房，要串门还要提前打个电话。”不过，像这样的胡同孩子越来越少了，毕竟，“有了条件，谁还愿意住这些洗澡、上厕所都不方便的老房子啊？”

     音乐是爵士，啤酒透心儿凉，沙发很舒服，看窗外懒洋洋的人，恍然觉得这似乎不是在北京，但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北京。

     不觉间太阳已快落山，临走时，送我出门的女孩解释酒吧的名字，“酒吧是我们三个人开的，因为名字都是Z开头的，所以就叫自.立方。”直到走出老远，老板还在后面喊，“哥们儿，有空常来坐坐。”或许是缘于经营的考虑，但我宁愿相信这是普通的歌们儿般的邀请。

     穿过交道口南大街，想去看看府学胡同里的文天祥祠。文丞相祠就坐落在府学旁边，推开虚掩的红门一问，意料之中“关门了，明天再来吧。”小院也不大，匆匆瞟了两眼，也没看到传说中那棵倾斜45度的大枣树。

     沿着府学胡同走下去，天色渐黑。据说这里也曾是当年大户人家聚居的地方，无奈夜色已经袭来，除了挤满路边的卖水果、小吃的小贩，已经看不到什么恢宏的痕迹了。

     夜晚的胡同，安静异常。骑三轮车的师傅匆匆往家赶，在路边买上半斤水煮花生，一瓶红星二锅头，或许可以打发一天的疲劳。

     认认真真地转转胡同，这还是第一回。不期而遇的惊喜，是一种自娱自乐。明天继续，把今天落下的功课补上，去看看传说中的大栅栏和珠市口的“八大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