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点，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累，还是累，浑身没劲儿，想睡觉又睡不着。虽然没有徒步翻山越岭，但心里还是很累，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不想说。

     突然想起，已经好久没写日记了。

     5月20日，周二，晴。

     昨天晚上在单位盯图说一直到早晨5点才回家，虽然已经恍惚，但看到前方记者克服了种种不可想象的困难奉献出来的文字，我唯有震撼。这次是三联创刊以来首次用整本的篇幅做一个主题，甚至连有些广告都撤掉了，想想前天下午北京全城的汽车和行人停下来默哀的场景，值了！

     下午的选题会很简短，做地震几乎不用讨论，要讨论的只是技术问题。由于上周媒体呈现了太多悲惨画面，我们都需要温暖。主体很快确定，寻找地震中的孩子。我有幸被选入第二梯队，终于可以去四川了，虽然已经称不上是前线，但我觉得再呆在北京简直就是一种煎熬。

     晚8点，起飞，一路上跟同事讨论着那些让我们无数次落泪的画面，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危险是次要的。毕竟，我们已经作了准备，药品、口罩、帐篷、睡袋，而且我们心里都清楚，没有什么新闻比性命更重要，记者不是要来逞英雄的。很可能，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心理的煎熬。

     11点落地双流机场，同机抵达的有几十个中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穿迷彩服。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到这种颜色会让我心里感到一股温暖。等行李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我们已经踏上灾区了，因为很多人都带着好几箱子药品。去宾馆的路上，发现街道两旁随处可见白底黑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晚上跟前线的记者们聚了聚，一直聊到三点多才散。其实，他们几个人也是第一次坐在一起，需要倾诉。没有泪水，但大家会经常性地陷入集体沉默，那些足以让人崩溃的记忆在高度疲劳之后或许有些减弱了，但听起来仍然会让我们这些刚刚抵达的人毛骨悚然。

     5月21日，周三，晴。

     有很多人选择睡在宾馆大厅和室外的帐篷里，但我们还是在宾馆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中午才起床。另外两个记者下午抵达，我们要碰面商量一下各自的行程。毕竟，是带着任务来的。

     下午三点，跟另外一个记者去办通行证，因为听出租司机说现在通往灾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除了救灾车辆之外，一律需要通行证。可是，从卫生厅到公安厅，碰了两鼻子灰，到底也没找到对口的部门。干脆放弃，我们想，要进去总有办法的。感到欣慰的是，打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坚决不收我们的的费。任我们如何劝让都没能说服他，他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你们来看看我们就很感谢了，这钱我不能要。”我无语，不再推让，只在心里告诉自己，决不能辜负这个陌生的哥的话。

     行程很快确定，我去什邡。一来那边有个以前认识的朋友，二来我很想去找到那个网上号称是“最美丽笑容”的小女孩。

     晚上9点抵达，一进城区，道路两边密密麻麻的帐篷和关门歇业的店铺，提醒我这里果然是重灾区之一。幸好，我自己带了帐篷、睡袋和防潮垫。跟朋友简单了解了一下当地的情况后，在河边的草地上搭起了帐篷。

     已经是午夜了，睡不着，把头探到外面抽了根烟。天上没有星星，这不是旅行途中的野外露营。心里有些着急，周刊留给记者的时间不多，但闭上眼睛想了想，今天还是有些收获的。最起码通过前线记者的介绍和反复研究地图，大致了解了这次地震所波及地区的轻重。其实，虽然名字叫汶川大地震，但真正的震中在映秀镇附近，龙门山断裂带以此向东北方向延伸，破坏最严重的如北川县、红白镇、蓥华镇、汉旺镇等都在这条地震带上，反而是汶川因为稍稍偏离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很可惜，这些基本事实，在我们没有到前线之前一无所知。

     5月22日，周四，多云转阴。

     早晨7点起来，收拾好帐篷后先去了德阳市体育馆，这里是市区最大的灾民安置点。在羽毛球馆里，我见到了很多从汉旺镇东汽中学转移过来的老师和同学。东汽中学也是此次教学楼整体坍塌的学校之一，逃生的学生只占少数。一个姓高的语文老师，是当时在三四楼教室里上课的老师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前段时间媒体上广泛报道的谭千秋老师，就死在这栋楼四层的一间教室里。

     有关地震的记忆，片断、零散，弥漫着逃生时的恐慌与幸存下来之后的欣慰。我知道，在这场灾难中，每个活下来的人都称得上是英雄。但是，我这次的任务不是来寻找英雄与幸运儿，我要找的是那些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孩子，那些在媒体喧嚣中或许被遮蔽了的故事——并不仅仅是英勇和坚强，还有创伤中的尊严与温暖。

     在体育馆一直待到中午，给我的感觉是，有目的性地去寻找一个孩子，犹如大海捞针。在地震所波及的每一个城市，在医院、体育馆、广场，一排排的帐篷里到处都是伤员和无家可归的人。有的人来了，有的人走了，有时候一家三口被安置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互相并不知道。所以，随处可见的寻人启事让人看着辛酸：“某某地的某某，据传被救出，有知情者请速联系……”后面是一串串电话号码，或者附带着照片，大都是孩子的。

     跟前来汇合的摄影记者简单商量后，决定包个车往山里走，那里还有很多不肯离开家乡的灾民。

     从德阳到什邡的路比较好走，因为两边都是平原，几乎没受什么影响。赶到什邡市区，随便填饱肚子，继续前行。帐篷的密度越来越大，房屋倒塌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路也越来越不好走。过洛水镇后，发现道路两旁目光所及之处，已经很难看到站立的房子了。中间被交警拦下，出示证件，交涉一番，最终放行。

     一个多小时后，车子快到蓥华镇时，我们下来走进路边的一个小村。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雪门寺村，相传，明代这里曾是大师云集修经讲学的地方，“程门立雪”里边的主人公程颢、程颐就曾在此修学。村子里已经没有一间完好的屋子，一堆堆废墟中间遍布着村民们自己撑起的简易帐篷，三五户人家挤在一个里面。大人们很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去坐下，孩子们也围拢过来。跟我先前想得不一样，笑声多过哀叹，没有哭泣。或许，这种大灾难之下，活下来就是一种幸福，其他的都是次要了。

     从村里出来后继续往山里走，道路越来越艰难，每隔不远就是一段被山体滑坡阻断的路，虽然已经打通，但仍犹如乱石阵。两边绵延起伏的青山，现在看去到处是一道道裸露着乱石和黄土的滑坡带，犹如一张张血盆大口，在暮色中显得有几分狰狞。车过红白镇，已经不能前行，我们只好开始徒步，大约半小时后，到了路的尽头——峡马口村。和雪门寺相比，这里更加严重，由于村民们散居在深山里，有的地方因为山体滑坡被整体掩埋。我一直没有问伤亡人数，某种程度上讲，我对这样的数字有些排斥。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我想打个电话，只好顺着山路一直往上走，直到半小时后出现了两格信号，没说两句就断了。司机近来催促我们赶紧往回走，他说无论如何不能等到天黑了再走那条路。我能理解晚上走这条路的艰险，哪怕是一阵风都能把山上的一块石头吹下来。来的时候，看到路边一辆大货车的驾驶舱被一块巨石砸中，硬生生地就没了，只露出两个轮子突兀着，让人不敢进一步想，但愿里边的人已经逃生了吧。

     回程路过红白镇中学时，我们停了下来。地震让四层高的教学楼塌成一片三四米高的废墟，数百学生被埋，伤亡数字不堪再讲。看得出，废墟已经被救援部队翻了好几遍的样子，散落在中间的是一只只孩子的鞋子和课本。那些鞋子并没有成双成对的，可能有的是逃跑过程中踩掉的，有的是被截肢后扔掉的，有的……我不忍再想。旁边未塌的教室里，黑板上画的全是有关奥运的画。有几个不知道哪里来的佛教徒正默默站在废墟面前为亡灵超度，其中一个转过身把同伴们戴的口罩一一摘下，或许这是对死者的尊重吧。隔着竹碳口罩，我还是闻到了一种奇怪的味道，一种夹杂着消毒液和尸体的味道，甚至有种淡淡的香味。同行的摄影告诉我，在映秀镇的时候，这种奇怪的香味更浓。另外一位去过西藏的记者说，他在高原上看天葬的时候，闻到的尸体气味也是这样。临走时，摘下口罩，默哀了一会儿。

     继续往回赶，路过蓥华镇，找到了蓥华中学，境况也是如此。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很累。我没有看到尸体，但我看到了生命。那些鞋子，那种味道，不敢再想。

     5月23日，周五，阴。

     谢天谢地，昨晚没下雨。我知道，一阵雨不但会把本已打通的道路重新截断，还会增加瘟疫传播的几率。毕竟，天已经很热了。

     上午去什邡的两家医院，我想找找那个有“最美丽笑容”的女孩儿。昨晚跟几个蓥华中学幸存下来的老师吃饭，他们判断这个女生应该就是蓥华中学的学生，但不敢肯定。在什邡第二人民医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采访了一个来自雪门寺村的孩子。小男孩儿从废墟中救出了一个女同学，他看上去没有外伤，但第二天就被紧急送进了手术室，医生从他头里取出一块巴掌大的淤血。问到为什么不自己先跑时，他一本正经地说了一句话：“我是男生，就应该救女生。”还有一个被埋了十几个小时的女生，十二指肠被砸断，她坚持下来的理由是：“要想见到弟弟，就一定要活下来。”

     小男孩告诉我好几个孩子的名字，他们都是他从小一块长大的好伙伴儿。我们决定重返雪门寺，把他康复的消息告诉那些幸存下来的小伙伴儿。

     村里人看到我们又来了，又很热情地给我们拿水递烟。他们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两包饼干，我们自己都忘了带点东西过去，这水无论如何不能喝。整个下午，热心的村民带着我们一个个找到那些孩子。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生龙活虎的男孩都活下来了。但也有令人心酸的，村里死了三个孩子，全是乖巧听话学习优异的女孩儿。

     我们来到一个叫思韵的女孩家。正读初二的思韵学习好，体育好，因为个子高，将来的理想是做一名空姐，但一切都被倒塌下来的废墟掩埋了。父亲埋头抽烟，母亲泪流满面，每一秒钟都那么漫长，我想尽快结束这个采访。临走的时候，思韵的奶奶开始号啕大哭，拉着我的手说道：“谢谢你们来关心我们，祝你们平安。”我再也控制不住，终于崩溃。不是因为悲惨，而是因为这艰难困境中的热情，我们实在是什么也没做，哪能对得起这个带泪的感谢？！

     继续寻找孩子。我们往山里走了很久，如果不是地震，这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世外桃源。茂密的树林散发出浓浓的清香，旁边山涧中的溪水潺潺流下，不时有飞鸟掠过头顶。最后一个要找的孩子叫姚娜，她父亲告诉我们，孩子跟着妈妈去成都表姐家散心去了。在黑暗的废墟下埋了20多小时才救出，虽然身体没有怎么受伤，但情绪一直不稳定。

     赶回德阳已是晚上10点多。这两天余震慢慢少了，宾馆开始营业，从房间看下去，仍旧是密密麻麻的帐篷。住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还活着。

     5月24日，周六，晴。

     上午一直在犹豫着要不要回成都。我不想回，我想继续往前走，去汉旺、北川；但我又必须要回，才能保证按时发稿。

     在车站，我又看到了那些写满电话寻找孩子的启事。回到成都已经是中午，匆匆吃了碗拉面，去见姚娜。

     会面的地点在一间茶馆的包间，有张麻将桌。姚娜始终低着头，摸索着麻将，只有在谈到她的好朋友时才会不经意间露出轻松的微笑。她最好的两个朋友都没能被救出，至今她都没有为她们哭过，她的大哭只发生在梦里。

     整整两个小时，姚娜的每一句话都是简短而模糊的。我明白，这次谈话，无论是作为采访，还是作为普通的聊天，我都是失败的。我没能打开她的心扉。如何面对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孩子，为此，我专门请教过南京军区心理医疗队的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平和倾听、适当引导。孩子们有关黑暗和恐惧的回忆并不用刻意回避，反而是全部倾倒出来更好。但，面对姚娜，我没有做到。

     晚上，陆续返回成都的同事们聚餐。火锅很好吃，但大家都不愿意说话，只顾埋头吃饭。这次成都之行，跟以前的每一次都不一样。

     5月25日，周日，晴。

     一直睡到10点多还不清醒。懵懵懂懂中，收到小火车发来的短信——“生日快乐！我替人民感谢你！”本来这个生日她是打算到北京给我过的。

     开始憋稿吧，一周中最痛苦的时刻总是要来临的。采访的乐趣，就在于你可以打开自己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去感触真实世界里的喜怒哀乐；而写稿的痛苦，在于你必须把这些零散、自由的感触加工成符合某种方向和风格的叙述。

     下午四点半，余震来袭。大家纷纷跑下来楼，我的反应很慢，甚至听着窗户晃动起来吱吱呀呀的声音，有些好奇地体验了一小会儿。

     十几分钟后，继续回房间干活儿。写啊，写啊，写啊……夜里3点，困的不行了，在床上躺了一小会儿，做了一个短暂的梦。梦的主角是孩子，周围是看不到边的废墟，醒来发现出了一身汗。

     窗户外面渐渐泛起亮光，我看看表，7点了。交稿。我给文章起了一个有点恶俗的名字——《雪门寺：娃在家就在》。

         

     5月25日，星期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我的26周岁生日。我在成都的宾馆房间里写稿。下午4点半，青川发生5.12以来最大余震，6.4级，成都震感强烈。

     余震，余生，看似两个毫无关联的名词，在我的生活里交汇。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汶川山崩地裂的时候，我刚刚回到山东老家。春节后一直没有回家，这次借着到淄博采访4、28火车事故之际，一定要回家看看。

     吃完饭，想去看电视。可老妈告诉我家里的电视坏了，已经有近一个月了，一直没找人来修。“也好，不看电视换换脑子。”我在心里默默地想。家里没有收音机和电脑，电视一坏，就没有别的信息源了。于是，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享受着与家人欢聚的快乐，杯子里的水并没有晃动。

     5月13日早晨，还在睡梦中，就被来看我的舅舅叫醒了。小舅不善言谈，只说了一句，四川地震了，我心里想着“要是能去四川出差就好了，成都好吃的多。”仅仅一年的记者生涯之后，我的心已然如此麻木了，更多时候，各种因恶性事故造成的伤亡慢慢变成了冰冷的数字。

     这天是周二，不能在家久留，我要赶回单位参加下午的选题会。送我去车站的路上，二姑父又提到了四川地震，我本能地问：“死了多少人？”姑父回答的有些含糊：“可能100多个吧，好像具体情况还不知道。”我心里咯噔一下，心里想“好像很久没有看到造成百人以上死亡的自然灾害了，这些年光事故就够受的了。”

     坐在从济南开往北京的动车组上，收到同事发来的短信：“今天务必来开会。李大人旨。”我开始有些纳闷，莫非又要搞有关大国崛起与杂志转型的训话？！也就没当回事儿。下午3点半到北京站，匆匆打车赶往单位，路上司机聊起了昨天下午的地震，“连北京都有震感？！”我开始有些害怕了。虽然没有地震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发生在四川的地震，连北京都有感觉，我不能想象这次地震到底有多么严重。

     4点钟，步入办公室的时候，发现社会部的选题会刚刚开始，李大人面色凝重，说了句“赶紧开会”。没有回座位放背包，就直接坐到了会议桌前。此时，我已经明显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头了，火药味很浓。李大人像战场指挥官一样布置着任务，前线、后方、资讯、联络……这些词汇让我开始热血沸腾，但又让我毛骨悚然。

     4点半，会议结束，大家开始行动。直到这时，我才坐到电脑前面，才开始第一次真正看到有关汶川大地震的消息。“死亡超过12000人！”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极其陌生！印象中，与如此庞大的死亡数字相关的事件，只有发生在2004年的印尼海啸和前段时间的缅甸飓风，但毕竟都是异国他乡，感受略显模糊。而至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历史课本上的大事件而已。但这次不一样，从网上看到那些图片，很多地方我曾经去过，青城山的幽静与斋饭、都江堰的鱼嘴与河鲜，一切似乎就在身边。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越来越崩溃。由于没赶上第一批出发的记者，我只能留守后方。民政部、商务部，每次电话打过去都会听到一片噪杂声。我从来没有想到，庞大的国家机器瞬间就进入了战斗状态；更没有想到，那些生活在青山绿川中的大人和孩子一瞬间就被废墟掩埋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曾跟我擦肩而过。越来越多的眼泪、越来越多的尸体、越来越多稚嫩的面孔、越来越多的士兵……在天津机场，在淅淅沥沥的小雨里，我的情绪坏到了顶点，心里不停翻滚着一个念头——“我是一个记者，可并不在现场。”

     我难受，我惭愧，我崩溃，我流泪……我无能为力，只有通过努力采访和熬夜看电视来分散心中的阴郁。今晚，稿子终于完成了。《救灾帐篷大调运》，一个听起来多么雄赳赳气昂昂的题目。或许对于记录历史来说，它有点价值，毕竟这也是汶川大救援的一部分。但对于那些埋在废墟中的数万同胞来说，对于这个注定会让我铭记终生的历史时刻来说，它又显得那么矫情和无力。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记者这个职业的魅力，当然，我不得不更加唾弃自己。

     夜深了，国殇即将一周，全国哀悼日开始。除了默哀，我还能做些什么？

     3点了，睡不着。

     下午两点半，民政部救灾司备灾处高处长告诉我：“天津有中央储备库，他们正在装车。”

     火速赶往车站，5点到天津，感到郊区的中央库已是6点，近百名武警官兵正在往车上装帐篷，他们已经连续干了7个小时。

     6：45，最后一车装完，启程前往滨海机场。

     机场货运区内，武警们正在打包，准备装机。

     货运公司的经理听到我想跟他们的飞机一起走的话，目瞪口呆。打通民政部救灾司王司长的手机后，传来嘶哑的声音：“现在是特殊时期，没有什么不批准。只要技术问题能解决，哪里都能去。”

     可是，最终还是没走成。要登上货机，他们告诉我，没有哪一家航空公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一个陌生人登上货机。

     天津下起了小雨，不知道今晚的飞机能不能顺利起飞。

     回到宾馆，再次看到那些照片和画面。终于忍不住，冲着电话那端的小火车放声大哭了一场。

    

    

     总是有些失去可以带给我们意外的收获，总是有些文字和故事可以让我们心潮澎湃。

     昨天晚上一激动，买了张今早北京至淄博的动车票，发车时间是6：25。在路边的代售票点买票时，小伙子先向我推荐了T195，要不是晚上还有事，真想坐一趟这辆与72条生命息息相关的火车。可转念一想，D59不也曾沾染了18条生命的鲜血。

     很遗憾，尽管我订了两个闹钟，尽管我一夜都没有睡好，中间醒了好几次，但当最后从床上猛然跳起时，时针还是指向了6：15。至此，误汽车、误飞机、误火车都齐了，就差轮船了。

     既然已经错过，索性吃过早饭后去三联书店买了那本李大人昨天向我推荐的书——《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义与阐释》。作者是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吴毅教授。在赵公口车站等车的空闲里，我带着一丝误车的懊恼和些许说不清原因的不情愿，开始尝试着啃啃这部大砖头。

     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当我缓过神来看表时，发现距离检票时间只剩十几分钟。我很激动，我非常激动，我特别激动。在这部表面看起来很让人有些头疼的学术著作里，作者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以及细致入微的观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处在变动与发展之中的小镇，这其中当然也会涉及小镇所处的环境（如上一级的区、市、省及全国）与细胞（如村、组、村民）。我实在憋不住，就打电话向一个要致力于研究中国农村的同学慷慨激昂了一番。大概我的语无伦次会让她莫名其妙，但我相信她定能体味我缘何如此。因为，在这部书里，我仿佛看到了以往下村做报道时遇见的那些人和场景。尤其是在甘肃的草芽沟，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不是那里如何缺水，而是每户人家的讲述必须要经过老余的再次阐释才能帮助我真正弄明白。这里面有着太多的历史遗留、体制纠葛、现实困境以及个人智慧。

     从北京到淄博的6个小时里，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有太多太多耐人寻味的细节，但最让我感怀的是，长久以来的一个心结在作者的叙述与阐释中慢慢得到化解。我是农民的儿子，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以至于在报道过程中接触农民的时候，我有种本能的亲近感，也懂得一些与农民打交道的技巧。但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容易看到很多农民身上所具有的“不良习性”，比如说势利、自私、耍赖、不诚实等等。很多时候，我甚至会被一种自相矛盾的情感所困扰，我在对这些习性提出质疑的同时又深深自责——“我也是在农民中长大的，难道现在进了城就看不惯他们了吗？”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以一种比较生动浅显的方式，回答了造成农民身上这些所谓“不良习性”的历史、体制与现实原因。

     这由不得我不阿Q一下，有些失去必然会换来意料之外的所得。

     我住的酒店就在淄博站斜对面，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熟悉，我甚至能模糊地回忆起7年前那个盛夏，第一次来这里坐火车的情景。但在这个城市留宿，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夜深了，不时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一周前那个让世人错愕的夜晚已经渐行渐远，但似乎又近在眼前。

    《奋斗》看完了，我没有喜欢谁，也不讨厌谁，但我从里面看到了一股子劲儿。

     今天北京天气很好，阳光灿烂，和风习习。上午去见了个人物，在万达广场愣是转悠了半个小时才找到门儿。这让我很受刺激，提醒我这个在胡同里住惯了的人，更得需要奋斗了。

     午饭后睡了半小时，睁开眼觉得这不像个奋斗的样儿。于是给小火车打了个电话，高声宣布了一下我的奋斗目标和原因。挂断电话，就要行动起来，我决定到街上转转，享受一下难得的明媚阳光。有那么一眨眼儿的功夫，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很孤独。或许露露说得对，北京是她的全部，因此而感到陌生。不过，我马上就缓过神儿来了，我不是露露，北京也不是我的全部，那是在演戏呢。向南骂陆涛的话更有道理，干吗非得老跟生活较劲呢，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晚上回来的时候买了本《男人装》，物超所值。里边儿有两张大海报，我立马把他们贴上墙，左边是一辆大奔驰，右边是一群让人喷血的美女。以后我每天一睁开眼，就能看到他们，想不奋斗都难。

    五四青年节，继续与《奋斗》为伴。

    啥都不说了，有个问题谁能帮帮我。夏琳和杨晓云去做人流那天，找了个地方俯瞰北京，像是个山头。我很想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我也想去看看脚下的北京。

    谁要是知道，麻烦告诉我一声儿，谢了。

    奋斗吧，青年。

    PPlive搞了一个小专题，名字叫“忙了小半年”。是啊，五一了，小半年过去了。

    想想这小半年，跟一阵风儿一样，嗖就刮走了。我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因为我仍然出差、写稿子；但又不太一样，因为我走过的地方、见过的人、听过的故事都不一样了。印象中，汉江污染调查与草芽沟的报道让我收获颇多，其余更多算是完成任务。10篇报道中要能有1篇兴奋的就值得幸庆了。

    这两天刚去驾校补了法培课，昏昏沉沉的两天，就记住了两句话——“手握生死盘，足踏鬼门关”。这话不仅让这小半年值了，估计一辈子也值。

    这小半年，还忙活完了一篇毕业论文，虽然这实在让我汗颜。这小半年，或许还干了很多很多琐碎的事情，但我忘了，或者模糊了。好在，还会爱，还相信爱。

    晚上开始看《奋斗》，虽然跟现实有点差距，但细节仍能让人感动，只因为他们相信爱，相信生活。看到向南在新婚之夜就被扫地出门，我心中升腾起一个异常庞大的目标——为了一套房子奋斗吧。虽然这要经历好几个小半年儿，但想想都会激动，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