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进廊坊时，天空乌云密布，豆大的雨点拍打着车窗。6月26日中午12点左右，就在这瓢泼大雨中，“河北6、23特大持枪杀人案”的凶手在九州镇九州一村一间废弃的屋子里开枪自杀。

      一个不足800人的小村落，一条不足两百米的小街道，一个宣布新任村委会名单的晚上，四个村民倒在枪口之下。或许仅仅是巧合，突如其来的枪杀案让这个往常安静的小村，一下子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恐慌与不安之中，多样的街头传言与微妙的心理对峙弥漫在空气之中。

      徘徊在私仇与公权之间，事实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显得有些模糊起来。当地政府也可谓用心良苦，几乎是倾巢出动，为了“保护记者同志们的安全”，在进村的各个路口都安排了“哨兵”把守。本来或许是简单明了的凶手案，更显得多了几分神秘。

      或许，采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与经验，但对材料的鉴别取舍与对文章的结构会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和智慧。阿Q一下，没有采访哪有报道？没有技术哪有思考？因此，倒是要感谢那些关心“记者同志安全”的当地工作人员，让采访变得更富挑战和趣味。

      小城廊坊，没有唐山那样的自然资源与重工业，相对来说要平和安静得多。想去市中心瞧瞧，服务员往前一指，说最繁华的地方就在前面，我问“标志性建筑是什么？”答曰：“麦当劳。”

      一场“迎七一市法院系统廉政教育晚会”正在市中心的明珠影剧院上演，清脆的快板声传递出几分新城的朝气。廊坊市政府的网站上很诚恳地解释，“十八世纪初廊坊还是一个偏僻小村，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京山铁路建成通车，并在此设站，之后才渐成集镇。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军首领西摩尔率英、美、法、德、俄、意、日、奥八国联军沿京山铁路北侵，义和团奋起迎击，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廊坊大捷”。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城区面积0.4平方公里，人口近4千。”

      距北京仅40分钟的车程，使得廊坊成为首都身边的卫星城，火车站旁边一排排的黑出租车便是明证。建在市郊的廊坊大学城让这个城市与北京的联系更加紧密。我所好奇的是，大学本来是一个特色味道很浓的地方，如果集中在一起，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坐出租车，但凡出于好奇多问几个问题，司机就会很警觉地说“你们是记者啊？看这不像啊。”这是第二个让我好奇的事——记者会有什么特殊的样子吗？我猜测，记者身上可能会透出一股特殊的味道，说好听点，是不是记者会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如果可以的话，我但愿司机那句话能够一直说下去。

      又是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在经历了当地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领导一顿“我党的宣传纪律”的教育之后，我离开了这座城市。车上，我的心情很糟糕，甚至时常会想，记者的工作的确有些无聊，但比这无聊的工作还多的是呢。

     

      从北京站坐上红色五十菱，两小时以后即可进入唐山，这个30年前的伤城。

      如今，走在唐山的街道上，已经看不出曾经的哀伤，当地人说起曾经的灾难，就像说起街头巷尾的八卦般平静。毕竟，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或多或少的悲痛记忆，但当大悲大痛过后，人们迅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重建之中，曾经的画面很快变得模糊不清。

      唯一能提醒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大地震的符号是，沿街的建筑都比较低矮，一排排两层高的居民楼都采用同样的样式和色调。建在市中心的百货大楼虽然只有五层，但硕大无比，远看就像五角大楼般庄严。笔直、宽阔的东西主干道贯穿市区，两边的路灯与长安街的华灯一般模样，在被天灾摧毁一切以后，执政者根据某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在最短时间内重建了一座新城。

      即便在抗震纪念碑前的广场上，也已看不出任何哀伤的蛛丝马迹，悠闲的市民从家里拿出凉席当床垫，躺在广场中央享受日落时的凉爽。巷子里密密麻麻的小桌子边是光着膀子的食客，烧烤升腾起的烟雾遮盖了他们的脸，只剩下爽朗的笑声和碰杯的声音。

      跟很多资源型城市一样，路边的树叶上布满了煤灰和尘土，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味道。上百吨的运煤车川流不息，夹杂着一辆辆让人眼花缭乱的宾利、奔驰、宝马和丰田霸道，再加上偶尔窜出的拖拉机和马车，不得不让人感叹这座城市的丰满多姿。

      矿产对于一个法制尚不健全的地方来说，就意味着暴力和暴利，在熟悉当地的外人看来，唐山人的生猛和东北人比起来一点也不逊色。问起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爱买越野车，当地一个出租车司机给出的答案很朴实——“越野车开起来多壮实、威风。”

      或许，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城市如唐山这般，一夜之间被彻底抹平，然后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得以重生。只是，曾经的伤城，如今已经没了丝毫伤感；如今的新城，恰是统治者整齐划一的意志符号。

     

      记得有个朋友曾经做了一个梦，梦到有了一个女儿，然后在伤心中醒来，连连后悔“我怎么这么不小心，生了个不漂亮的女儿。”或许，漂不漂亮对一个女儿来说的确重要，但对儿子来说的话，帅不帅或许倒在其次，懂不懂事可能更重要。

      重庆的一所行走学校打学生打到有人无奈跳楼，“行走”本是一种释放能量的方式，在那里却被简单的暴力所取代。走访了北京的三个被打孩子之后，震撼之后，更多的是矛盾与悲凉。暴力的背后或许只是简单的金钱与无知，但拳头所带来的却远远不仅仅是暴力本身。比暴力更可怕的是阴谋、怀疑、欲望、复仇，当这些与尚未经年的孩子结合到一起，暴力变得苍白起来。

     《罗马》，充满了爱与恨的城市与时代。被暴力打垮的人看起来是卑微的，被阴谋和仇恨打垮的人是悲哀的，或许，只有被爱打垮的人，才称得上是伟大的。想起那些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要面临类似《罗马》的世界，与其说可怜，不如说可怕。

     青岛奥组委专员珍燕女士到北京出差，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们得以重聚。

     小伙子们还是以前的鸟样，姑娘们却是变得翻天覆地慨而慷。席间，大伙认真讨论了何时买房、何时领证、何时生娃等人生大事。

     一晃两年了，又是一年毕业时。岁月啊，岁月，狗日的岁月。

     回来的路上，夏夜的暖风打在脸上，曾经的日子恍若隔世。

     只是，山大威海分校七号楼402的那个阳台还是老样子。

      短短一周内，有35个小时在路上。

      火车、轮船、汽车，顺便读完了凯鲁亚克的传记小说《在路上》。时而钻进书中，时而回到现实里，记住了一句话，“监狱会让一个人懂得生活的权利。”对监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坐火车的时候，再次体验了一下铁老大的磅礴气势。轰隆隆的向前进，犹如自己的双脚迅速碾过一寸寸土地，这种感觉可能是任何交通工具都不能取代的。车窗外偶尔会掠过裸露着钢筋的高架桥敦和写着大大的“冤”字的白色条幅，在提醒着我这个迅速变革的国家之于世俗生活的影响。

      另外一个重要发现：其实，真正的大海并不是传说中的蔚蓝色。轮船行驶至海的中央，才发现周围被一片蓝墨色所包围。泛着白沫的浪花退去之后，是那种很深的蓝黑墨水的颜色。不仅没有蔚蓝色的清新和浪漫，反而多了几分压抑和恐怖，从泰坦尼克号到大舜号，人类的一切在这瓶巨大的蓝黑墨水中，变得不值一提。

      水、陆、空，在路上，也有多样的形态，必然就会有多样的体验。但也有一个交集——在路上，让人体验到了生命的韵律。

      

      为什么不舍得扔？这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其实，归根结底不是舍不舍得的问题，而是没搞清楚哪些是该扔的，哪些是不该扔的。

      为什么搞不清楚？缺少生活！

      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以前自认为在同龄人中算得上丰富的那些生活经验，原来大部分都是“二手货”。

      但对于一篇好的新闻报道来说，没有生活怎么行？永远只会游走在表层。

      王小峰说，他写一个封面文章比高潮三次还累。看来，他说话还是挺内敛的。

      写了两篇小文章，前前后后到街边的小花园里散步三次。我要喘口气才能继续。

      生活，这才是生活。

      上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做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苗少爷写了一段引文，读起来比做足疗还舒服，就像酒桌上哥们聊起十年前的北京一样，有几分微醺。看似游走在生活的毛发上，又会在不经意间深入骨髓。我对生活的理解自然没有这么深，不过，读过之后，也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十年。

      十年前，我16岁，还胖嘟嘟的，一看就是个好好学习的乖孩子。的确，那时候不用怎么用力，也能次次都考第一，偶尔考个第二，就觉得对不住伟大的祖国母亲。虽然数学有时候不及格，但作文却每次几乎都次会作为范文。语文老师在作文课上念的时候，我就会悄悄斜眼看坐在前排的漂亮女生，她虽然每次都听得很认真，但据我观察好像从来都没有脸红过，这对我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

      那时候，学校里流行穿那种风一吹就飘飘然的纱料裤子，11块钱一米，加上裁缝费也不过15块。还记得第一次穿上那么一条裤子去上学的时候，一下课就跑到楼道里去溜达，就等着风儿从窗户钻进来，把裤子吹得飘飘然，正好应了当时满大街传唱的一首歌，《潇洒走一回》。

      每次上学前，我都会洗个脸，然后用洗脸水把头发摸得铮亮，用梳子来个鲜明的三七分。为此，每次邻居家的伙伴都要在门外多等我五分钟，这让他很恼火。不过到了学校，我的头发吹一路都会井井然，而他却顶着一头乱草走进教室，这让我更加觉得那五分钟是多么值得。

      不仅是学习委员，我还是语文课代表。由此看上了隔壁班的语文课代表，她号称是我们整个年级最有气质的女孩。别笑，那时候，对女孩子最高的评价就是“有气质”，这标准让我后来在感情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每天放学后，我们一起骑车穿过那条窄窄的田间小路，若是想并行得需要很高的技术才行，为此，我有几次不小心扎到了麦地里。最盼望的事就是她的自行车掉链子，这样我们就能多待一会儿，虽然我上链子的功夫不错，但每次都会故意多耽误一下。后来，发现这短短的十几分钟还不够，就干脆晚自习的时候，写信，叠成小三角，趁放学去推车的时候，偷偷地塞到她手里。内容具体是什么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好像是有一次我们很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法海该不该拆散白娘子和许仙。再后来，大概是荷尔蒙分泌增多，干脆在黑夜里一路高唱《想说爱你不容易》，这是《过把瘾》的主题歌。

      我是标兵，是模范，是榜样，不管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老师都很喜欢我，长辈都很喜欢我，表弟表妹们那我当偶像，但只有我好像不怎么喜欢自己，总觉得，要是篮球打得再好一点，要是跑步跑的再快一点，该多好啊。

      1997年似乎是个悲喜交加的年份。春节刚过，小平爷爷就突然离世，我还记得那天是农历正月十三，在农村，人们叫“阳公祭”，是个不宜出门的日子。还记得，听着黑白电视里传出来的哀乐，我竟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倒不是爷爷辈们对毛主席那份深情，而是觉得这么个可爱的老人没能完成自己的最后一个愿望——到自己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太遗憾了。

      “自己的土地”就是指即将回归的香港。中考结束那天正好是6月30号，从县城里往回赶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街边已经是张灯结彩，比春节还热闹，甚至有人放起了鞭炮。匆匆赶回家去，跑到邻居家看电视直播，因为他们家是彩电，比我们家那台破黑白电视好看多啦。开始发福的江主席面对年轻气少的布莱尔，就像个慈祥的长辈。不过，当时最让我激动的是，五星红旗升上去后竟然自己飘了起来，这让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此前我还一直担心在屋子里没有风，要是国旗不飘起来不威风。

      十年前，因为香港回归，大街小巷充满了“回归歌”。刘天王的《中国人》自然最讨男孩子喜欢，但我觉得最好听的还是艾静那首《我的1997》，以前还从来没想过女人能把歌唱得那么迷人。

      1997年，对于我来说，好像也能算得上是个转折。那一年，我开始写日记，开始给自己暗恋的女孩子写信，开始发现嘴边的茸毛变硬，开始踢足球，开始坐车到四十里外的高中上学，开始幻想自己将来也能考北大清华，开始……，不过，亚洲金融危机？好像都没听说过，毕竟，那时候我还身无分文，最奢侈的行动就是一个月从生活费里省下三块钱去买本《世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