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现场，没有大屏幕，没有高清液晶，扒着电脑看阅兵，还是忍不住小小激动了一番。50周年的阅兵是在邻居家看的，60周年阅兵在出租房里，唯一的不同是，椅子上还挤了一个人。

     昨天去天安门广场探班，雾蒙蒙的天空里弥漫着喜庆与肃穆，就连胡同里插满的国旗都有无数小黄衫看守着。不过，身在首都，还是会不自觉地被那种强大的庆典所裹挟，广场仪式很容易会消灭个人意识，当窗户外隆隆的飞机掠过时，仿佛这60年大庆也有了一点自己的影子。

     如果有人问我去没去天安门看阅兵，这是个有关未来的选择题,明天的明天，或者到100年大庆时，A、作为记者去报道；B、作为工作人员去干活；C、作为嘉宾坐上观礼台；D、登上天安门城楼招招手，或者干脆坐上红旗车喊两嗓子；E，其他（暂时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能，反正不去翻花）。

     家国，家国，看完国庆，回家。

　　在华西呆了四天，处处是传奇，天天被雷倒。

     8月过去，夏天渐行渐远，一年中我最不喜欢的季节终于要过去了，但愿能带走我的霉运。

     浑浑噩噩两周半，收获以下“五个一”工程：

     受了一刀宰——积攒人品不够，脑袋长包，挨了一刀，在绷带紧裹下煎熬；

     发了一篇稿——显然是烂稿，选题荒持续数月，仍然抓狂；

     读了一本书——有关财税，从零补课，仍然浮在表面，多为消遣；

     领了一个证——总算拿到了记者证，告别黑户生活，还没准备好；

     挨了一通骂——读书不思考，写作不精彩，叙述没结构，感情不丰富……岂止是一通骂……

     幸亏，小火车同学面授了“本我”和“他我”、“喜悦”和“快乐”的区别，聊以慰藉。

     8月8日。

     这日子虽然也好记，但如果不是奥运一周年的提醒，还真没意识到，2009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早晨睡了个懒觉，中午炒一个大头菜，下午看了一部电影《高考1977》，傍晚去了趟医院，晚上在单位电话采访。

     流水似的一天，如果不是使劲儿回忆，甚至都记不起去年今日是怎么过的了。记忆的起点是，跟小火车顶着大太阳早早去地坛公园的大屏幕前占位子，就着鸭脖喝了两罐冰啤酒，后来还接受了洋鬼子的采访。

     面对采访名单上最后一个电话的时候，总是最紧张和焦虑的。单位里一个人也没有，整栋楼都黑漆漆的，或许大伙都去庆祝奥运一周年了吧。我不断说服自己将打电话的时间一拖再拖，中间跑到四楼看了大半场国米和拉齐奥的比赛。现场球迷的声音有些沉闷，这正是鸟巢的特色，像个大铁碗一样兜住了声音。不由想起去年在那里看博尔特比赛的场景，除了他撒了欢儿在地上打滚的镜头，其他都模糊了。这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大家伙，一年之后，终于搞了个跟体育有关的活动。

     好歹也是个奥运城市了，但自打圣火熄灭，就奥运的归奥运，政府的归政府，百姓的归百姓了。水立方孬好还能花50大洋扑腾两下，啥时候才能去鸟巢的跑道上磨磨脚啊？昨天京城某大报出了个头条——鸟巢水立方免费开放3天。出租司机都不相信，那还不得发生踩踏啊？！结果不出所料，上千游客扑了个空，得到的答案是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不等于奥林匹克公园。

     其实，希望也并非没有。一年一度的北京马拉松又开始报名了，早晚有一天会把终点放到鸟巢去，想意淫一下博尔特，就得先把全程给拿下来。

     凌晨，打完最后一通电话，关灯锁门。走到三元桥上，才发现竖了好几年的那块大倒计时牌已经没有了，可能早就拆了吧。记忆这玩意儿，就像一双拖鞋，非得等到天热了才想起拿出来穿穿。但通常情况是，很少有一双拖鞋能穿几年，往往去年夏天穿过的拖鞋早不知道去哪个角落陪老鼠了。

     上周去吉林通化，又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咄咄怪事。

     不过，脑子不清楚，干啥都糊涂。

     抽空看完了《阿富汗人》，要是能写成人家一半的水准，也超值了。

     还需加强心理训练，一颗强大的内心抵得过千军万马和沧桑岁月。

     努力说服自己，要对一切视若O2！

     向小火车求教，老人家支招：应该视若O3。

     这个夏天，太长了。

     休息了一周，睡醒之后感觉更累。所幸出差，“给我一个故事”，最好还是新鲜点的——到广州去找老黑去。人的身份多种多样，地域、国家、宗教、性别、肤色……老黑，我倒是觉得更像是中国人对非洲兄弟的戏称。

     由于他们喜欢夜间活动，连续四个晚上泡在登峰宾馆门口——一个中国人称之为鱼龙混杂的地方，喝酒、抽烟、聊天。文章的精彩或许只及过程的三分之一，我总喜欢留一些难忘镜头给自己：

     镜头一：丹尼尔怎么也不同意我去他家看看，最后，他不好意思地说出了原因：“我找了个中国女朋友，就在我家里。”呵呵，十分钟前，他还在为思念国内的女友而惆怅，“我只能每天晚上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爱她。”

     镜头二：一个黑人小伙子正在吃饭，他告诉我：“你待会再来吧，阿马拉不在。”半小时后，我返回那间办公室，那小伙子请我坐在他的面前，从擦鞋工到贸易公司老板，20多年的路程缓缓道来，“有三年多的时间，我见不到我的孩子，经常失眠”，他擦擦已经湿润的眼睛，抬头冲我微笑起来：“我就是你要找的阿马拉。”

　　镜头三：那个来自巴基斯坦的商人突然转过身来，盯着我的眼睛问道：“你叫Ａｄａｍ，那你的信仰是什么？”天呢，这一幕似曾相识，我再次一时无语，他赶忙圆场，“哦，我知道了，你没有信仰。”我不知可否，他接着说：“大多数中国人都这么告诉我，那Ａｄａｍ是怎么来的？难道不是上帝创造的吗？！”

　　看来，以后采访老外之前，先要好好想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人与人的理解尚且如此之难，更何况是异族之间呢。

     6号下午接到消息，跑回家收拾东西，小火车正在包饺子，从浙江做越剧回来的行李都还在，从内蒙古骑马回来的背包还没来得及收拾，10分钟搞定。上一次去乌鲁木齐时还穿着羽绒服，这回却换成了短裤短袖。凌晨，走出凌乱的地窝堡机场，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这个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已经物是人非事事休。上次来时还灯红酒绿的长江路上，现在也没了任何夜生活的气息，除了路灯泛出的微黄，这个城市没有别的颜色。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先打车绕着7/5事件最激烈的地段转了一圈，新华南路、人民路、解放南路、龙泉街、人民广场、中环路、赛马场……在路人茫然惊恐的眼神中，汽车和店铺燃烧留下来的黑迹依稀可见，卷帘门成了唯一可以给人少许安全感的屏障。到黄河路上的中医院，过道的加床一般都是那晚收治的伤员，凌乱模糊的叙述，显然他们还没有从突如其来的惊恐中走出。没有出租车，只能步行至二道桥旁边的二医院，路过和田街，看到卖馕的小店已经开张，走过去跟维族小老板聊了聊，花两块钱买了个馕，果然好吃。作为局外人，我仍然没有深刻理解这个城市在一夜之间发生的突变。

     二医院的采访仍无法顺利展开，1点多钟，正欲离开时，护士冲进来高喊“谁也不许出去”，没等反应过来，楼道的铁门已经紧锁，电梯关闭。楼下，人群开始疯狂奔跑，朝着各个方向，那慌乱是我从未见过的。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我已没了力气去详述，在片刻的平静和突然而来的惶恐中反复、煎熬、等待，那感觉让人心里发毛，反倒不如直接告诉我什么时候开战！医生们手里拿着五花八门的器械，拖把杆、输液架、扳手、锤子、铁管，保卫医院，那景象让我想起了一个很遥远的词儿——揭竿而起。外围的武警、中间的警察、内圈的保安，还有无处不在的群众、家属、医生、记者，都在东张西望，随时准备冲上去或者撤回去……在我有限的记者生涯中，提着钢管采访，这恐怕是唯一一次了。

     左等右等，洪水搬的人流终于在下午将近4点时涌了过来。瞬间腾起的烟尘弥漫了整个街道，那声音是如此奇怪，乃至让人压抑崩溃，起哄、奔跑、口号、呻吟、惊吓……夹杂着急促的警笛、喇叭里的劝阻、救护车的急刹车，此起彼伏。一直到半小时后，清脆的枪声响起，片刻的沉寂之后，又是一阵骚乱，接着再一阵枪声。警告很快起了作用，愤怒的游行队伍开始慢慢散去，“二道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保家卫国、救我家园”……不知道人们是否理解了这些口号的本意，但愤怒却写在他们暴跳的青筋上。前一天电视里滚动播出的血腥画面，大概谁也没有想到会招致这样的事态。

     迅速铺开的警力控制了每一个路口，好不容易拦了一辆警车回到酒店。晚饭后，全城管制，武装直升机的轰鸣声响起，人们开始三五成群地来到街头，边聊天边以战士们为背影拍照留念，那场景就像是刚刚结束了一部战争片的拍摄一样，处处充满了戏剧化的镜头。

     后来的三天里，马不停蹄地采访，个别地段的人来人往和车水马龙，就像是做梦一样不真实。直到那天，钻入了跃进街附近的小巷子，蛛网般看不到尽头，才感觉时间竟是如此漫长。媒体惯于夸张，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没有感到切身的危险，但却感到了无处不在的压抑。

     从新闻中心发完稿出来，才是真真切切的迷茫。如此之大的繁华都市，竟然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去。离开，我甚至一刻也不想再呆下去。飞机起飞后，透过舷窗，一朵朵云团投影在浩瀚无边的沙漠上，新疆的确是个美丽的好地方。有关那一周的一幕幕，我不想诉说、不想回忆、不想记录，宁愿他们象水一样快快流过，虽然我知道这也是一种幻想。

    

     信仰，一个听起来很遥远的词儿。

    《新华字典》如此解释：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其相信和尊敬。《辞海》：对某种宗教或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辞源》的解释更简洁明了：“信服尊敬。”

     信服/敬仰/行动，这是我的粗解。

     这几天看《人间正道是沧桑》入了迷，有信仰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瞿恩说：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去实现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现在人看起来似乎很沉重的东西，那时的人却活得如此轻快而坚定。我想，我相信。

     简单纯粹的东西最有力，心如此，文亦如此。一个简单起来的人，不仅活得洒脱，更有一种气场。

     这段时间，对工作丧失了兴奋感。疲惫的感觉不是来自身体，而是一种心里的倦怠。这倦怠极易被对抗所包裹，直接的后果就是恶性循环。不肖说敬仰，如果连信服都不能达成，哪来的行动？！不怕人家说我不努力，就怕人家说我不相信。在一如既往的忙碌中，我困顿了。半夜拉起小火车喝酒，求教于她，她的回答很简单：相信你最先相信的，并且一直相信下去，无关其他。

     暮然发现，我的内心仍是无力和脆弱的。这方面，小火车是我的精神导师。

     上周六，从广州坐火车去东莞樟木头。邻座的一个黑人小伙子还算健谈，他告诉我，他出生在卢旺达，成长在索马里，后来去迪拜工作，前两年来到中国打工。听听这几个名字，就能猜测出他的经历了，混乱与杀戮几乎就是家常便饭。看着车窗外匆匆闪过的楼房和厂房，他说很羡慕中国。我告诉他，这些都是最近20年才有的。他说，20年，够了。

     快下车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你的信仰是什么？”我竟一时无语，只顾自问，我的信仰是什么？看我答不出，他只好出来圆场：“不一定是宗教，也可以是自然，或者生命。”

     “嗯，或许吧，我相信。”我的回答很无力，然后下车，迅即卷入滚滚人流中。

   

     时隔三个多月，再访湖南。火辣辣的南方骄阳，点燃了长沙的激情，我住在黄兴路步行街边，一天24小时都会被熙熙攘攘的少男少女包围着。说它是娱乐之城，一点不为过，不用去管什么饭馆、酒吧和随处可见的游戏厅，走在大街上，如洪水般袭来的手机音乐就能让你无处躲藏。

     在湘潭的猪圈里呆了两天，看到了像牛犊一般的大猪，方知它们的日子也不容易。别看整天只顾着傻傻吃饭睡觉，但长膘、生仔的压力时时相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被主人剔出家门，几个人合力抽打着，推向屠宰场开来的小货车。

     响水乡青竹村支书老卢家的庄园足足有28亩，上世纪80年代末只花了10元钱拿下时还是一片荒地，现今鱼塘、菜地、果树、花木、猪舍，一应俱全。老关再次大受刺激，抄起人家的大剪刀当了回修剪师。有块自己的地盘，才是一切娱乐的基础。

    

     插播一段公益广告——那天早晨睁开眼，从火车广播里听到，竟然是自己的阳历生日。在路上，或许是最好的庆祝方式了。

 

     看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看的入了迷，300进50，就已经高手如云硝烟四起。唱歌真是件美妙的事情，要是写稿子也能娱乐起来就好了。

    

     我爱看港片，尤其是警匪题材的港片，没办法，就是这么俗。有部片子叫《大事件》，讲了警察、劫匪、媒体的三角关系。虽然电影内容印象模糊了，但“大事件”这三个字却印象深刻。这也是记者这行的“无耻”所在，大事件容易刺激肾上腺素。

     从上周开完选题会，就不断有大事件发生：

     1，6月3日，武汉大学劫持案，击毙劫持者，警察堵枪眼受伤。

     2，6月5日，成都公交车燃烧，至今27人死亡，70多人受伤。

     3，6月5日，重庆山体崩塌，近百人死亡或失踪。

     除此之外，还有先前的法航客机失事、重庆同华矿难和最新的深圳市长被查。突发性、冲突性……每个大事件都像一个黑洞，充满了未知。

     但不得不承认，我的劲头儿衰减了。我要用两周的时间来讨论另一个慢悠悠的大事件——为什么猪肉价格逃不出大涨大跌的怪圈？

     或许这就是做记者两年多以来的变化，每天早晨睁开眼，面对太多的突然死亡，先是变得麻木迟钝，此后还有可能有意去选择屏蔽。一段时间之后，到底什么才是“大事件”，就连自己也都糊涂了。

     不过，还是期盼越来越多的大事件，不再以死亡为主题。

    

     20天没来写字了。不是没时间，是没写欲。

    

     事隔一日，写欲来了。

     三周以来，最大的感受是新闻环境的明显变化——政府对信息的管理能力突飞猛进。或许是因为今年以来所作稿件，大多为命题作文，远离了新闻战场，面对这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的变化，我猝不及防。

     先说上上上周，我到黑龙江采访森林大火。晚上饿着肚子赶到沾河时已经被冻得哆哆嗦嗦，本想连夜赶往前线指挥部，不曾想却在进山的关卡因为司机说漏了嘴被堵了回去。第二天，整整一天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我遭遇了所谓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从省委宣传部到森防指，再到森工总局，再到沾河林业局，然后原路返回，电话打爆，依然不凑效。临近傍晚，终于放开一道口子，看到一丝希望，却因没有记者证半途而废，即便再一路追到中宣部，县管照样不买账。每个部门都说欢迎记者来采访，但就是不放行。领导倒是有耐心，详细给我讲解还缺了哪道程序，但如果按照他说的走下来，起码再过三天。最后，只能放弃，别说大火了，森林都没见着。

     上上周，到杭州采访飚车案。偶然性的突发事件上升到必然性的公共事件，我慢了一步，各方已经噤若寒蝉，一听记者纷纷躲闪。就连死者一方的同学同事都因遭受了媒体的狂轰滥炸而厌倦叙述，更别说父母亲人了。似乎在一夜间崛起的网络，将关联人猛地推到公众舆论的漩涡中，他们惊慌失措，只能躲避。最后出来的文章可想而知，隔靴搔痒，被毙。

     上周，参加新闻出版总署的期刊编辑记者培训班。挨过了两年多没有记者证的黑户生涯，总算看到了点光明。虽然讲课内容大多枯燥，100多号男女老少挤在一个小教室里昏昏欲睡，或者干脆呼呼大睡。但也有领导讲的精彩，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社会转型期以动荡和反复为特点，风险操作与负债经营并行，最易形成制度的真空地带，对舆论施以适当的国家控制力应属上策。虽听起来毛骨悚然，但这个观点说服了我。以此为出发点，也就不难理解各个衙门的所作所为了。

     本周，我来到成都，选题是房地产业回暖。照例是欢迎欢迎，照例是不好意思。没时间、很敏感、不在家……随便一个理由都能把你请出办公室。

     自古以来，从下而上的改革路径现在蔓延到了舆论领域，政府在媒体的逼迫下进步飞速，用李大人的话说，“江湖混战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以前做冲突新闻，拼的是闯劲儿和歪门邪道，现在看来，最密集的信息源仍属政府，要往深层走，这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宣传部从围追堵截变成了笑脸相迎，但如果职能部门不接受也没办法，这个理由让你无可反驳。多年之后会发现，2008年之于中国的影响似乎被我们轻视了，决不仅限于大悲大喜的民族情绪，还有政府在这动荡起伏中练就的一身本领，尤其是对信息的管理能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记者的焦虑再不是羊肠小道上的伏击战，变成了阳关大道上的遭遇战。哎……这个国家，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既然不当书生好多年，就应该学会当孙子。路仍漫漫。

    

     隔一行，说点欣慰的事儿：

     1，那天在沾河，与做了一辈子扑火队长的老刘聊天到半夜，突然来了喝酒的兴致。跑到街上，喊醒烧烤店老板，两大杯自酿的高粱酒下肚，老刘讲起年轻时在深山老林中打熊的故事，依然激动万分。第二天，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卖部里，我第一次摸到了熊掌。

     2，时隔三年半，重游哈尔滨。虽然中央大街上的美女不再惊艳，但索非亚大教堂边的鸽子依旧温馨。

     3，在杭州，第一次玩了卡丁车，体验了一把室内漂移。速度，永远能刺激男人的肾上腺素。

     4，周末去东营跑了半程马拉松。脚趾头磨起了血泡，成绩没多少起色，可还闯进了百强，当然一共也才179人参赛。不过，见到了儿时好友，也算值得。

     5，断断续续读完了几本书，《巨塔危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逼近的瘟疫》、《我的愤青岁月》。奥维尔的《1984》逼真得有些压抑，仍未读完。

     最后一刻，放弃了回家的计划。呆在北京，干点什么好呢？！

     先饱饱地睡上两天。我的睡眠质量足够好，只要不上闹钟，一觉睡一圈绝对没问题。11点睡11点起，读高中的时候，这就是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的最大梦想。我发现，世界上有两种声音最讨厌，一种就是早晨的闹钟，另一种就是月底的信用卡催款。

     虽然知道假期出游是恶梦，但好歹也算“小黄金”，不出去转转总觉得像缺了点什么。快到中午的时候，小火车同学在百度里输入“北京周边的山”，跳出来一个帖子，列出了八座山。高高低低有点差别，但想来也差不多，只好抓阄，两个人同时抓到了云蒙山。

     公路便秘，这是小火车同学对假期交通的最新总结。到达云蒙山脚下的琉璃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住进农家院，看看太阳还很高，窗户正对面有个山头看上去不错，出发。年轻人喜欢自虐式的旅游，对于爬山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没有选择。放眼望去，看到哪个山头比较顺眼，只管爬将过去！

     顺着一条羊肠小道走了半个多小时就没了路。从路边折两根木棍，边走边开路。一路爬过去，还真是来到了那山头的眼皮子底下。遗憾，一块大石挡在面前时恰巧一团乌云袭来，为了躲避雷击，只好放弃。走出来后，回头再看看那个山头，怎么那么远？！只有爬山能带来这种伟大的YY。

     晚上，没电视看，又睡不着，只好在炕头上坐而论道。想来，劳动最光荣，也算是我们的四周年纪念。

     第二天被院子里的人吵醒，想想不就是座云蒙小山吗，索性再睡一觉。10点钟，吃过馒头，背包出发。按约法三章行事，不准喊累，不准掉队，不准逃退。三小时后，终于登上顶峰，1413米。虽然停留时间没超过十分钟，但爬山不到顶就无法看到最美的风景。又花两个半小时从另一条路下山，拼死挤上公交车返城。按当地人的算法，五个半小时走了20公里山路。

     其实，旅游的方式有很多种。走路，就是个不错的选择。环保、省钱，用文艺青年的话说，还能用双脚去丈量大地。明天就上班了，可惜假期的旅游计划只完成了一半，下一步的目标是走走北京中轴线。再下一步，可以走长安街，走300路，走北京的每一条地铁线，等走完北京城就向外进发。我同事采访过一个老道士，曾走遍全国1800个县，这才是真正的暴走。

     周五下午四点多，双腿已经开始发酸，我不甘心就这样离开映秀。捧着去年地震第一期专刊，再次问一个坐在板房前看店的小老板：“原先镇上有个开大足铁器店的老板姓梁，还在吗？”“你说的是小五吧，就在前面。”他朝前指了指。我跑上前去：“是梁本贵吧？”一个黝黑敦实的汉子答应着走过来，我把杂志翻到写着他名字的那一页，他没说话，只憨憨地笑着，两只手死死捏着我的手，眼里含满了泪。

     我摆摆手，一屁股瘫坐在店门口的小板凳上，摆摆手示意他先去忙生意。“我累了，先坐会儿。”其实，这是借口。点烟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在发抖，虽然去年来映秀见到他的不是我，但那种劫后余生再重逢的感觉，还是让我喘不过气来。旁边开店的小贩们开始围拢过来，翻看着那一期杂志，七嘴八舌地争论起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我跟同去的摄影记者小蔡就这样瘫坐在小板凳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那些照片是他去年5月15日徒步11个小时进入映秀时拍摄的。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人们翻看完了整本杂志，先前的吵吵嚷嚷散去，但他们都没有走，站在原地默默抹起了眼泪。

     脚下的烟头散落了一地。我不想说话，不想采访，不想再继续走下去。那一刻，无力和倦怠像瀑布一样泻下来，席卷全身。

     老梁以前开的“大足铁器店”是映秀镇上最大的铁器铺，地震中所有存货被政府无偿征用救人。去年10月份，政府额外给了他一间板房，靠着从亲戚那里借来的钱，他重新开张了。地震中幸免于难的怀孕妻子今年1月诞下一个大胖儿子，他反问自己“还有什么理由离开映秀呢？”

     1个小时后，老梁的自述完毕，我们起身告辞。老梁拉着我的手不肯放：“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我只能说些安慰的话：“以后争取每年来一次，即便不是我也是我的同事。”他说祝我路上平安，我说祝他发大财。哈哈大笑中，我转身快步离开，没有回头。

     出来后，爬上左手边一个小山坡，映秀人所说的“万人坑”就在这里。白底黑字的祭台后面，是稀稀拉拉几十座墓碑，很多碑上面按照姓氏笔划刻着几十个名字，在混乱与紧张中，怎么可能来得及给每个人立碑。坐在祭台前的土堆上抽根烟，打电话给李大人，告诉他我走不下去了。通往汶川的路封闭施工，搭辆摩托车倒也能走，但我真的累了，已无力前行。

     大地震即将一周年，我重访重灾区，任务是寻找、观察、感受、记录。重建工作涉及千头万绪，是一项充满着国家力量和地方资源博弈的复杂工程。那些看上去严肃深沉的文字，在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村庄的复生面前，总显得苍白和矫情。对于我们这些偶尔来访的陌生人，也只能是走走看看。

     青城后山的旅游还未开放，泰安村的老周还住在去年那间自己搭的棚子里。作为村民代表，他要坚守岗位，拒绝搬去17公里外的板房。虹口乡的高乡长不用再为灾民安置点选址而头疼，他更大的头疼变成了跟一波又一波开发商谈判。重归平静的灾区也给人很多压抑，一些地方纷纷引进开发商，传统的农业生产正在消失，一个个旅游区正在大干快上；一些擦干眼泪的百姓，在路边摆起地摊叫卖照片和光碟，贩卖悲惨和伤痛。我们尽可以去抱怨，去批判，但大家都是为了生计，城里人居高临下的审视总不免冰冷无情。

     做记者两年多以来，这是我最感无力的一次采访。

     映秀的废墟被推平了，随行的摄影记者满脸迷惑，他说已经完全认不出原先的模样。板房里的一个中年妇女指着岷江对面的山坡告诉我们，黑压压的山石上已经找出了绿草，这稍稍缓解了他们心中的恐惧。周日，我又到了去年曾到过的什邡市蓥华镇雪门寺村。老唐的新房很漂亮，送给思韵奶奶一沓笔记本，老太太眼圈立刻红了。思韵走了，她妹妹还在，生活还得继续。周一，趁最后的空闲，去了趟北川。老县城已被铁丝网重重围住，只能站在望乡台上远远看一眼。旁边一个卖纪念品的妇女指着远处的一栋栋楼房，跟我们讲解以前的县城布局。人间地狱，我想起了去年同事到达这里时发出的感慨。

     唯一感到欣慰的时刻来自于四川人惯有的幽默和乐观。在映秀，我们找到了去年小蔡在从映秀到都江堰路上拍过的一位老太太。她的发型和服饰都没有变，甚至连身上的围裙也是去年那一条。捧着杂志看了一阵之后，老太太哈哈大笑起来，开始“怪罪”小蔡怎么把她拍的那么难看！

     那天，在虹口乡，看到路边山坡上一个老头拿一根长竹竿，屁股后面挂一张兽皮。我们冲他喊：“大叔，那是什么皮？”他喊：“熊猫皮！”大惊，看他俩眼眯成一道缝，才知是玩笑。身后的羊群开始围拢过来，“放养呢？”大叔满脸认真：“是放大象！”这或许是此行中最感温暖的一刻了。

     日志的节奏与我的出差节奏吻合。连续出了两次双周差，中间只在家停留了24个小时。累当然累，但也别有一番滋味。前天下午回到北京，从机场回家的路上，看到满街纷飞的柳絮和翠绿的树叶，突然感觉好像离开北京很久了。也难怪，北京几乎没有春天，从寒冬直接跃至炎夏。

     此次军旅之行，也是我第一次去军队采访，大主题是海军建军60周年，我去基层作战部队寻找细胞。

     早在新疆的时候，就接到了这个任务。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能不能上军舰，脑子里马上跳出了那篇普利策名文《我们的超级航空母舰为何如此强大？》。中美环境差异巨大，我自知肯定无法完成那样漂亮的作品，但只要能踏上真正的军舰，也便知足了。

     部队领导很爽快，虽然选择了一艘已服役30年之久的老舰，但与我而言，已是莫大的机遇。从4月7日到4月14日，我与两位同事住进部队招待所，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跟部队吃早饭；白天就泡在军舰上，晚上直到9点半熄灯之后再回去。虽然没能住在狭窄的兵舱里，虽然没能坚持跟战士们出早操，但这样一周下来，对于习惯了下半夜睡觉中午才起床的我们来说，也不免深感疲惫不堪。好在，面对这个遥远陌生的庞然大物，好奇的细胞一直都亢奋着。

     由于尚未配备巡洋舰和航母，导弹驱逐舰是当今我国海军最具战斗力的水面舰艇，也是世界各国海军的主力作战军舰。合肥舰静静地停在军港里，第一眼看去，修长的身材、刚劲的轮廓、粗犷的导弹发射架、高耸的主炮炮筒、灵巧的副炮和高炮……俨然就是一个虎虎生威的海上美男子。但当我们弓着身子穿行于舰上迷宫般的舱室时，方知要解剖这样一个大家伙是何等不易，退而求其次，只能略知皮毛，便不由得更加佩服起那个写航母的记者来。

     官兵们都很可爱。即便在物欲横流乱象环生的今天，他们也配得上“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号。军舰7日，也是我们难得的一次人生体验与学习。他们的单纯、执著、负责与奉献，让我们自惭形秽。“丢掉幻想，准备打仗”，港区里这八个大字就是他们每日每夜的写照，也构成了他们所有生活内容的外延。

     遗憾的是不能跟随他们一起出海演练，否则就是吐出胆汁来也值。采访完副舰长和舰长之后，我们心绪难平。真男儿就要去搏击大风浪，他们才是真正的汉子。14日早晨启航的时候，我们站在码头上，目送它消失在海天相接的远方，心中很是恋念。

     不管最后成文如何，这次采访都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我还记得，高中验空的时候不幸落榜，我一夜难眠。驾驶战机冲入云霄，可能是我再也无法完成的梦想。期待将来能有机会去空军部队采访，单是亲手摸一摸“苏-27”或者“歼-10”，我就不妄作一场记者了。

     新疆之行留下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一个人在外地呆了10天，第一次去真正的大西北，第一次抛开具体的人和事去探查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如此密集地约谈地方官员，第一次体会到了时差之别……

     阿勒泰的人很纯朴，最起码我见到的官员如此。一个人坐公交车来到我住的宾馆，聊上两三个小时，临走时还一个劲儿地表示歉意，未尽地主之宜。那天傍晚，太阳快落山了，对面的一位退休厅级干部越说越激动，“我是一个有着30年党龄的党员了”，接着他给我背诵了入党誓词。那一刻，我的小心脏，真是翻江倒海。

     后来去了布尔津，距离喀纳斯最近的一个县城。到处都是大盘鸡和羊肉串，但水果和蔬菜超贵，都是从乌鲁木齐运来的。纪委副书记加班，一直到晚上10点才见面。聊到12点，走在凉风中，让他再给我推荐个采访对象，他想了好一会儿，说在这个县城里恐怕是没有了，“毕竟我今年43岁了，正科级，到顶了。”

     正在采访一个房地产老板，市委书记的电话打进来，说晚上要一起吃饭。我刚要起身告辞，他灵机一动，说要不一起吃吧，也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的一把手。于是，我变成了他的远房亲戚，他变成了我的叔叔。席间，大家谈笑风生，但句句话里有话。据说这书记还是个干事的人，一口一个“他妈的……球！”，的确让人感觉很有“魄力”，这才是乡土中国，老实巴交的人怎么能当一把手呢。

     回到乌鲁木齐，趁着没有采访的空隙，看了国际大巴扎，闹闹哄哄，一看就是专为游客准备的。还去了趟吐鲁番，最大的收获有二：来到火焰山脚下，才知道当年猴哥他们要取个经是多么得不容易；看了维族人家的葡萄干，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要吃了，内地的葡萄干儿大多是用风干剂速成的，在人家那儿只能拿来喂牲口。

     乌鲁木齐很繁华，但仍属乱世。不止一个人告诉我，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后遍布着孙二娘的黑店。我虽是个喜欢乱世的人，但也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

     飞北京要将近4个小时，由于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差，在新疆的10天基本上都是晚上3点钟睡觉，怎么都睡不够。当然也留下了遗憾，一是大雪封山，没能见到喀纳斯，更别说水怪了；二是基本在北疆活动，没见到真正的大沙漠。

     睁开眼睛，摸索着找到手表，已经是10点半了。阳光透过窗帘缝隙钻进来，打在脸上有些耀眼。试着起身，却发现仍是周身酸痛，头还是昏昏的，如赘铅块。挣扎起来，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抽根烟儿喘口气，然后再拖着沉重的肉身去洗漱。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但这个时间点儿到哪儿找吃得去呢？满怀希望地打开冰箱，却不免失望，之后昨晚剩下的凉面条了。看起来一点儿食欲都没有，也懒得去热，又回到电脑前面，喝一口昨夜残留的冷咖啡，继续抽烟，继续逛游。

     这就是我上周的生活。在本不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了，而且还患了感冒，周身难受。无数个睁开眼的午后，我想象着这大概就是我60岁的生活，便会生出一身冷汗。

     不过，60岁也应该有60岁的活法。看了几部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刺杀希特勒》、《亲密》、《生死朗读》、《狼牙》、《停车》，其中尤以《停车》为最佳。读了几本书，《石榴树上结樱桃》、《奥巴马回忆录》。奥巴马真有才，是个男人的好榜样。

     这一周，我想远行，很幸运，如愿了。一直觉得自己没去过西北，没想到说去就去到了最西北——阿勒泰。从北京飞四个小时到乌鲁木齐，在机场等候1个小时，又踏上一架小飞机，继续往西北再飞一个小时，便抵达这个与三国接壤的边境小城。

     就连大街上都飘着新疆羊肉串的味道。

     空姐的脚步明显加快了。还有两三个客人没有放好行李，一对老年夫妇坐错了座位，他们拖着大包小包，步履蹒跚。起飞前的广播已经完毕，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坐在我左手边的一个中年男子，费劲儿地将安全带扣在自己隆起的翩翩大腹上，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头靠椅背闭上了眼睛。右手边是一个老年妇女，看起来有60多岁，卷曲的银发，金边眼镜，符合我对一个上海老妇的想象。她从前方的椅袋里掏出一本航空杂志，百无聊赖地翻了起来。看得出，她对其中的内容并不感兴趣，很多时候，这是一个人保护自己的信号，意思大概是“我并不想跟你交谈”。这是我少有的几次没能靠窗而坐中的一次，不过，我还是往前探了探身子，试图看看窗外的风景。左前方靠窗的位置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外国夫妇，从长相和身材上看，大概是美国人。丈夫一手拿一本书，另一只手拿着一副眼镜，旁边的妻子正在想方设法把套在短袖棉衫里的秋衣脱掉，空调太热了。只见她先将一只胳膊退了出来，然后是头，然后再绕到另一只胳膊，粉红色的棉衫被她扯得变了型，不过看起来质量不错，等她从一个袖口中将白色秋衣拽出来之后，棉衫立刻恢复了原形。丈夫摇摇头，把眼镜递给她。或许他在想“这该死的航空公司，一点也不考虑一下外边的大太阳”，或许他是在为妻子刚才的大胆举动而略感尴尬。但夫人看起来毫不在意，她接过眼睛戴上，把丈夫手中的书要了过来。

     加速，滑行，再加速，推背力明显起来，轰……起飞了。

     ……

     机舱里的灯光暗了下来。打开遮光板，收起小桌板，调整座椅靠背，关停娱乐节目，迅速下降带来的瞬间失重让我想起了游乐场的百米速降。不过，显然那是更刺激的玩法，有那么几秒钟时间，你会疑惑于自己的屁股去了哪里。最近很少在夜里飞临北京了，这次特意要了一个靠窗的座位，选了最后一班航班。我把耳机摘下来，里面正放着一首很好听的英语歌曲，坐在后排的一对老年夫妇有点兴奋起来，用家乡话说着“北京北京”，听起来像是河北人。合上手里的《奥巴马回忆录》，透过舷窗望出去，左前方已是一片灯火通明。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一个美国小伙子，回头的时候他也正在往外看。“Beautiful?…”我主动打了招呼。“Yeah,,,so big!”他回应到。小伙子住在工体北路，估计父母是外交官，不过我脑子里一下子想不起“外交官”这个词儿该怎么说了，只好顺着刚才的话题说下去：“Everytime,when I flight back in the night, I would feel how small am I.”我甚至有点窃喜于自己终于说了一个完整的句子，而且不管准确与否，总算还没有费很大的劲儿。小伙子听懂了，一边微笑着一边摇摇头：“We are all small in such big city.”他低头的时候，看到了我面前的书，先是瞪大眼睛，接着微微一笑。他大概是有些惊讶，中国人会这么关心他们的总统。

     远处的灯火渐渐缩小，到最后只剩下一排跑道的指示灯，轰……落地了。

     ……

     我常常疑惑于为什么优秀的文章都那么好看。在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之前，暂且以为，对于此时此刻的描写，有人能写出2000字，有人却只能写出200字。奥巴马就是前者，而我，就是后者。

     从一出生开始，我们就开始迈进一个个不同圈子，家人、亲戚、恋人、同学、老师、同事、陌路……它们有的有交集，有的没交集。直到终老，有些圈子会慢慢退色，有些圈子却会愈来愈深。

     有时候，为了远离某个圈子，我们会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有时候，为了进入某个圈子，我们会出席各种各样的聚会。当然，偶尔，我们也会想挣脱圈子的重重包围，但很快，我们又会悲哀的发现，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那五花八门的圈子。它们给我们带来了激情、温暖、欢乐、烦恼、疲惫、甚至是伤痛。

     昨天，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圈子的聚会——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地点是一个五星级大酒店，富丽堂皇，奢华亮丽，大概经济危机时大伙都愿意去五星级酒店吃顿免费大餐，圈子里来了600多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其间既有名流大贾，也有小辈小卒。主事者骄傲地介绍，这大概是一个创纪录的圈子聚会。温情追忆之后，便开始觥筹交错，有人忙着递名片，有人忙着会老友，有人忙着拍照片，有人忙着结新知。

     一片噪杂与欢笑中，想起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会在各自那个小圈子里逛来逛去，至于突围，多半是因有利可图。散场之后，大家各奔东西，收集来的一叠名片，多半是随手就塞进抽屉里，再发现的时候或许已布满灰尘。

     这个时候，我多半总爱挤出重重圈子，站到旁边喘口气，看着圈子里一派忙碌的景象，抽根儿小烟。

    

    

     昨日北风呼啸，寒彻刺骨。我鼓足勇气，去领了证。且，一次领了俩，齐活。

     在我们的生活中，一次性领两个证的情况并不稀罕。比如说，学生证和借书证、毕业证和学位证，也有可能是准生证和独生子女优生优育证。当然，最好不要是离婚证和结婚证。

     相比来说，我昨天领的这俩证实在没啥新意，分量也稍显不足——护照和港澳通行证。

     不过，从东城行政中心走出来的时候，还是相当激动了一下下。不管怎么说，这意味着俺可以在更大的水池子里扑腾了。

     小记一则，是为念。